《必要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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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革命-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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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失衡与自然的再生能力有关。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自然的持续资源再生能力和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自然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洁净的水、可呼吸的空气、肥沃的土壤、花粉的传播和稳定的气候条件。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审视,自然的“生态服务”要么是没有“替代品”,要么就是成本极高,基本无法用其他方法生产。17根据联合国的《千年生态评估报告》,从森林到草原再到湿地,全球提供这些服务的各类生态系统中的1/3已经处于“显着衰退”状态,还有1/3则处于“濒危”状态。从1990年至今,全球已经失去了50%的湿地。全球500条主要河流中的50%不是受到严重污染,就是下游地区逐渐干涸。过去20年,海洋的酸化(主要是由于吸收了燃烧化石燃料时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造成了全球20%珊瑚礁的死亡,另有20%也处于濒危状态。这些珊瑚礁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海洋生物的重要产卵区,也保护着海岸区域不受潮水引发的涝灾的困扰。18
  联合国的《千年生态评估报告》还讨论了另一个重要现象。我们在精神和非物质层面的幸福感受到侵蚀,这与生态系统的衰退和持续增加的污染趋于直接相关,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持续增长的社会压力,今天往往被当做正常现象。在发达国家,我们因焦虑、压力、过劳、怀疑、恐惧和愤怒而惶惶不可终日。借用罗伯特·布南(Robert Putnam)描述社区衰落的名言,美国不是唯一有着“孤独的保龄球客”现象的发达国家,类似的社会压力的迹象在其他国家也此起彼伏,欧洲国家中由于持续增长的非洲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例。
  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与社会的压力表现则是“硬碰硬”的经济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全球最底层25%的人口的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从下降到了。19今天,全球每年有5 000万人流动到城市寻找生计,通常是由于环境恶化、土地和(前面谈到的)渔业衰退,传统经济难以为继。如此之高的流动比例远远超过了城市经济可以容纳的能力,其结果是,约5亿人处于经常性的失业状况,在非法居住区或贫民窟栖身。20
  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社会和谐的持续脆弱,这些深层次的失衡不可避免地会相互作用、一再强化。穷人总是承担了工业污染和生态系统恶化所带来的大部分问题,负担完全不成比例。全球贫富极度差别现象持续多年、不断恶化,这也是原因之一。其次,饱受生理、心理和经济压力困扰的人也难以承担引领未来的重任。
  这类问题的列举和分析可以没完没了地做下去,列举得越多也就越令人心力憔悴。然而,分析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寻求面面俱到,而是去寻找系统的视角……看清所有这些问题背后那些更深层的模式,因为这些问题之间粗粗看去似乎并不相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2章 我们因何陷入如此困境(4)
这些例子所要表明的是:曾经为我们带来诸多益处的工业系统正在产生着大量的、危险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正在吞没工业系统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我们将面临两种结局:要么我们就当什么问题都没有,继续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听任那些副作用不断积累,直至我们被淹没;要么我们就“退后一步站”,退得足够远,重新思考“我们正在被引向何方”这个问题。请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首先要做的是“退后一步站”。
  无论我们是个人、公司、非营利机构还是政府,在最初认可了刚才讨论过的那些问题的真实存在之后,我们的直觉反应并不是“退后一步站”。而是恰恰相反,它会让我们运用原本制造了这些问题的思想方式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这其实也不大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现象上,聚焦在河流污染严重、二氧化碳排放太高这些症状上,忽视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制造了这些症状的影响因素。于是,我们就想出各种办法,试图处理这些症状现象……通常要么就是政府出手干涉的某种权宜措施的组合,要么就是“处理坏人”的问责游戏。
  聚焦于“治标”历来是最为方便的办法。吃两片阿司匹林对付头痛不失为一种“迅速而有效”的办法。但如果一个人每隔几天就会犯严重的头痛,这个毛病就可能有更为深层、持久的原因,比如说,过度压力或者是过度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全世界的阿司匹林也帮不上忙。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阿司匹林还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因为阿司匹林在缓解症状的同时,可能会掩盖存在更深问题的迹象。长此以往,“治标”方法对问题之“本”的忽视就会导致症状的加深、变坏,也引起了对更强的“对症”治标方法的需求,比如需要“更强”的药物,而这又是原有模式的继续……继续忽视病痛背后的原因。
  在大多数的组织发展情况下,这个现象被称为“转移负担”,常用的手段也包括把对付困难问题的责任转移给“其他人”或者是“专家”。企业老总们用这个办法“解决问题”已有多年,他们请咨询顾问来理清他们自己持续不断的管理问题,他们雇安全问题专家来帮他们降低事故发生率。如今,他们聘请环保专家(比如污染控制专家),来试图降低一点烟尘的排放。
  我们数十年来持续向专家“转移负担”。其结果是,当我们今天面对水、废弃物和有毒物质、能源和社区健康等问题时,许多人把这些问题当做是“别人的问题”。商业人士往往执着地认为政府管制效率低下,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坚定地主张,这些问题应该由政府去动手解决。许多人并不是主动与政府协作,努力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创新方法(图中,下方的环形部分),而是把负担转移给院外游说团体,后者努力奋斗的却是“保持现状”(图中,上方的环形部分)。
  图?转移负担给“内行”专家
  当然,政府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治标”的专家班子,像政府中与环境相关的部门,就是政府领导人转移他们的“负担”的地方。这些部门往往与其他政府核心部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税务和国土安全等)没什么交往,它们的行动也因此而收效甚微。
  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能把负担转移给他人了,没有多少时间再能以简单化的“治标”的方法去掩盖深层的问题,让深层的问题短期“消失”了。

第2章 我们因何陷入如此困境(5)
工业社会的初期,有钱人从工厂和工厂周围废弃的副产品旁边搬走,就可一走了之。其后,我们发现可以把废弃物“扔”到远离人口中心的地方(纽约市每天输出10万吨固体废弃物)。21然而,今天的世界是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眼不见,心不烦”的办法,也快要“不是办法”了。当人口和工业化水平都以几何级数增长,某一个地区产生的废弃物会对另一个地区产生经常性的影响。地球说到底是个有限的系统。远在东半球的某个工业城市排出的烟尘颗粒会对洛杉矶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而后者又会影响纽约的哮喘发病率。我们共有的大气、海洋和地表水系统长久以来就维系着我们之间的联系。工业化活动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区域化行动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是区域化的了。如今,可利用的垃圾填埋场和有毒废弃物处理场的空间正在迅速缩减,再用短期的、“即时贴”方案解决根本性问题,保证成功的操作空间也以同样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小了。重新思考、从头设计的机遇,其实就在我们“手边”。
  怎样解读“因果环”图
  在本书中,读者会遇到类似图的“因果环”图。“因果环”用来描述一段时间内导致模式变化(或者模式不变化)的相互作用和力量。比如:在“转移负担”的模式下,“达到严格环保标准的压力”这个问题的症状,可以用两种方式应对。一种是短期的“治标”的方式,像雇用院外活动团队;另一种是根本性的解决方式,像开发“环境友好”的产品,或者是主动与政府协作改善环境立法。设想这两种方式是相互竞争、对立的。如果“治标”的方法奏效,达到严格的环保标准的压力就会逐渐消失,采用根本性的解决方式的需求也会下降。但是,这又会导致新的影响力。如果忽视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原先问题(“达到严格环保标准的压力”)症状最终还会回来。因为没有真正在应对背后的环保问题上做什么,压力还是会再次逐渐上升。如果当这些压力又需要解决的时候,这家公司还是倾向于采用“治标”的办法应对(由于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变得更容易,公司也更习惯与院外活动团队合作……这种情况是可能的),那就会引出更多的院外活动。由于这个过程,影响力随着时间逐渐加强,解决问题的“负担”就转移到了越来越依赖于院外活动团体。
  看整体,观大局
  环境和社会危机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从认识上还是感情上都感到应接不暇,难以应付。难怪一听到又有消息提到气候变化造成了恶性灾害、缺水以及有毒废弃物,许多人干脆选择“关机”。看来,我们需要对付的第一个问题也很简单:我们如何才能把所有这类的坏消息都接收进来,却又不破坏我们的“神经电路”?
  “系统思考”一直是我们开展组织学习工作的核心观念之一。但是,“系统思考”这个术语看上去很是吓人,不容易懂,总像是哲学博士一类的知识分子做的工作。其实,“系统思考”不是把复杂的问题搞得更复杂,再去解决。“系统思考”只是要求我们“退后一步站”,看到问题背后的那些模式。这些模式一旦清晰呈现,其实反倒更贴近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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