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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我五伯伯叶笃庄，我三伯算是幸运的。我五伯不但成了右派，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还戴上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10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因为“文革”，刑满了也没释放，又在劳改农场待了很多年。我五伯伯年轻的时候是家里弟兄中政治上最激进的，在他的提议下，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兄弟们把他们分家后得到的钱用来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天津办书店，作秘密活动的掩护。我五伯伯后来虽然没参加共产党，但政治上一直左倾，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所谓“历史反革命”的事，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地下组织让他去做的。我五伯伯也是民盟成员，民盟在1957年是所有“民主党派”中受创最重的“灾区”。在我父亲的兄弟中，我觉得最有才华的就是我的这两位右派伯伯。我三伯伯精通英法两门语言，上学时文理俱佳，他的聪明过人在家人中是公认的。我五伯伯是中国翻译和研究达尔文的专家。我两个伯伯的例子让我很早就知道，右派往往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政治阴影（2）
我很小就知道五伯伯“出事”了。每当我三姑来，大人们就关起门来说悄悄话，我就知道又有五伯伯的消息了。三姑是家庭妇女，五伯有信都寄到她那里，这样不会给其他亲友找麻烦。我十二三岁时，曾跟五伯的一个女儿一起去天津大伯伯家做客。“奶奶”——她是五伯的亲生母亲——就住在那儿。奶奶是我爷爷的“大姨太”，“丫头”出身，她那时70多岁，是个矮小瘦弱的老太太。她看见五伯伯的女儿来了，多少次站在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懦懦地想问什么又不敢开口。我当时就猜想，奶奶一定是想打听五伯伯的消息。这么多年，她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胆怯哀怜的面孔。
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吃云南气锅鸡的陶罐。我妈妈每次拿出来，都会念叨，这是五伯伯的，等他出来，要还给他。因为这只陶罐，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五伯伯的存在。五伯伯的几个女儿经常来我们家玩儿，五娘有事就来找我妈妈商量。我后来知道，我爸爸在1962年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时候，曾想帮助五伯伯“翻案”，后来形势一下子又紧张了，“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我爸爸只好放弃。“文革”中，为“反革命哥哥”翻案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我妈妈的三哥也是右派。我妈的大哥二哥在抗日战争中死在日本人手里，唯一幸存的只有三哥。三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他比我妈妈大10多岁，20年代曾到日本留学，文史哲方面的造诣很深，写得一手好书法。比起我有些“西化”的伯伯们，他身上“孔孟之道”的东西更深一些，在他家里长幼尊卑的规矩也多一些。从年龄讲，他比我伯伯们都大，在“五四”时代就是个少年了。反右前他在北京一所中学工作。被打成右派后，他失去了公职，被发配到北京远郊一家林场劳改。我三舅唯一的儿子也成了右派，在南方一个茶场劳改。
我舅舅隔一段时间会从林场回家探亲，我妈妈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他剃了个光头，高高瘦瘦，背有些驼。有一个场面我总也忘不了，就是我妈妈和我舅舅老兄妹俩，坐在房屋的一角，在昏黄的灯光下轻声说话。今天回想起这个情景，不知为什么我会有些鼻酸。我舅舅父子二人成了右派之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舅妈只好变卖我舅舅心爱的古董字画来维持生活。从那儿以后，我妈妈就每月给我舅舅家接济，有时是她瘸着腿，坐着电车亲自去送，有时是他家来人取，多少年如一日，“文革”中也没间断。我最近才知道，我妈妈接济我舅舅家，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他家来取钱的往往是我舅舅的儿媳妇，一个广西乡下的女人。丈夫成了右派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北京投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小时候我对她经常不够友善，就像一个富小姐对待一个穷亲戚。她似乎见怪不怪，照样大大咧咧地说着广西味儿普通话。对她这样身份卑微的人，他人的傲慢与轻视是生存中的家常便饭。
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胡同里一处一进的小四合院，是我从幼时起就常去的。他是房东，家住正房，三家房客分别住东西厢房和南房。邻居们之间客客气气，彼此称呼“您”，不像在新华社大院，对什么人都是“你”。在新华社我管大人们一律叫“叔叔，阿姨”，在舅舅那儿我得叫“大爷，大娘”。大院和胡同的礼节和称呼是不一样的，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点来讲，大院生活也是对传统市民生活的一个改造。舅舅家院子中央有一口鱼缸，里面游着几条金鱼，这是北京人过日子的情趣。院里有两棵大枣树，结的枣又脆又甜。每到秋天，我和弟弟就盼着舅舅家来人送枣。我看老舍、梁实秋写老北京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什么的，多少还有点儿熟悉亲切的感觉，就因为我三舅家。
叶维丽的母亲和舅舅20世纪90年代合影。就是这么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四合院，我眼看着它在几年之内迅速败落潦倒为“小杂院儿”。我舅舅成了右派后，他作为房东的身份不再被承认，房管部门塞进一家又一家住户，房间不够了就在院子中间搭棚建小屋，最后弄得连走路都无处下脚。原来后院是个园子，种些花草和蔬菜，读鲁迅写的“百草园”，我想到的就是舅舅家的园子。园子里后来也密密麻麻盖了小房，搬进了人。
舅舅家小四合院的衰败，成了他生活状况的缩影。“文革”后我两个伯伯的境况都大有改观，但我舅舅家仍是一派贫败光景。看来右派也是做得越“大”越好，如果是无名小卒，一旦被扳倒了，终生别想真正翻身。因为家庭政治原因，舅舅的三个孙子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这是他心中最深的隐痛。
咱们这一代和上一辈真是很隔膜。从感情上，精神上，到学问上，都隔了厚厚的一层。我敬重我的舅舅和伯伯们，但是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清楚是什么精神资源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无法言说的艰难时光。我舅舅后来家徒四壁，房子越搬越简陋，从原来的“中产者”变为“城市贫民”，本来属于他的房产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名下。但他真是安贫乐道。还能走动时，他每天清早出去喝一碗豆浆，吃一个油饼，顺便遛遛弯儿，打量打量周围的世界。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对清晨的“出游”津津乐道。那一代人都不在了。
从“公主”到红卫兵
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等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我自己此时油然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
强调事物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研究者很重要。在过程中，有矛盾，有冲突，有迟疑，也有克服，它们发生在每个经历者的内心。同时，事物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也格外重要。对60年代初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诸方面的情况变化——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此后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四清”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反修防修”、中苏论战和“###”的发表，到美国在越南增兵、战争升级等等——专家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但它们的至关重要性请读者切记在心。
毛主席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和在影片《红孩子》中扮演细妹的小演员谈话。（新华社稿）整体来讲，60年代中期的“革命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再教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命青少年所不齿；“阶级斗争”观点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干部子弟”也具备了有强烈特殊感的群体意识，自视为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当年很有名的电影《红孩子》中有一首插曲，开始是一句问话：“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准备的，有没有准备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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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化运动”（1）
马：我在小学毕业前的最大心愿，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由于考试时粗心，我只考上我的第三志愿：北京女八中。我哭了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来。这种考试制度真成问题，不参考平时的成绩，一锤定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试都不失误呢？
入学第一天，我一走进女八中校园，看见里面热闹极了。高年级的大姐姐们举着各种各样业余小组的牌子招揽新生，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问我：想打篮球吗？喜欢书法吗？想参加舞蹈组吗？她们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这让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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