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我也戒烟了。”我拿起记事簿写下：“金尧如说从今天起戒烟。五月十七日。” 以后有没有开戒，我不知道。
八○年我主持为夏衍老人祝八十大寿，那天我劝他戒烟。他说： “胡愈之快九十岁了，他还不是每天照抽两罐烟。”但第二年，我从香港回去看他时，他拿了几条洋烟叫我处理。这些烟是海外到京的友人所馈赠，他知道我每次回去总带一些烟送给烟民，然后劝人戒烟。这是以毒攻毒的意思。八二年影协组织一批人去云南旅游，通知我参加。我由港直飞昆明会合，便带了两条烟，分赠四位烟民，劝他们抽完就戒了。后来。听说有三位真的戒了，但我没有正式验收，真假不得而知。
我是十二岁开始学抽烟的。算来到现在已七十一个年头。那时我的堂伯父的店是一家大烟草公司的总代理。烟公司为了推销新出的 “白金龙”和“梅兰芳”的罐头烟，宣传幸运者可以在罐内得到一元或五元的钞票，堂伯父根据他的经验便时常打开一些烟罐，也真有所收获。打开的烟则便宜推卖给零售烟摊。太多了推不出时便留下若干自己抽和招待客人，我和堂兄弟便偷偷地招待自己。像那些开始吸毒的人一样，只是为了好玩，喷烟圈，喷条状射烟圈，从双鼻孔出烟等等。有一次，我们读了一篇说英国人瓦尔特雷利首先把烟带进英国，他在抽烟时，仆人以为主人口中着火，提了一桶水向头上一浇的故事，堂弟也拿了一盆水要浇我取乐。
奇怪的是这烟一抽就上瘾，抽烟费从此便成为我生活开支的一个项目。我在做潘汉年特科交通时，他每月给我五元钱生活费，我也要挤出点钱买上四五包联珠牌香烟。此后便一直升格，一抽六十三年。
烟民们抽烟的花样也真不少。有人只带烟不带火柴，有人只带打火机不带烟，有的两样都不带，吴祖光便是这类人。那年头儿哥们###十来个人埋堆聊天，烟酒不分家，甲摸出烟包每人派一支，他下意识地一支一支地接过来，连火也不必划，反正有人送上火。一支抽完，接着甲乙丙丁戊也照本宣科。谁也不计较谁没有拿出烟来。我曾看到他连喷七支。可他却在他的名剧《风雪夜归人》中，写了这样的台词，姨太太问名角魏联升抽不抽烟，魏摇头，姨太太道：“不抽烟的都是好孩子。”登时满院观众大笑。他也不主动拿烟抽，因为他从来不买烟。还有一种人叫“伸手派”的，但他也从不伸手，他是“接烟派”。
叶以群抽烟是最斯文的了，他两指把烟夹住，悬空摆在离嘴半尺的地方，然后翘起嘴唇徐徐向前，直至与烟接触，轻轻抽一口（叶为原上海作协副主席，“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楚生在进入摄影棚工作之前，拿起一支烟在写字台上搓松后，连抽几口，开始工作。他是我认识的烟友中最早表示要戒烟的人。那是一九三三年，他在烟上写了“戒烟誓言”，年、月、日，签上名，把烟放在写字台上面的架子上，向公众表示决心。可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在结束《都会的早晨》最后一场戏时，眼睛实在张不开了，他破了戒，用这支已发霉的烟，催生了《都会的早晨》。
胡愈之老人则是最节约火柴的了。他每天点燃了第一支烟，以后的烟就一支支接下去了。一九八三年我找他为潘汉年的纪念集组稿，一个多小时中，只看到他抽两支烟，他虽然没有戒，也已自我大压缩了。
也有的人狠命连抽几口，用力吞到肚里，然后透一口大气吐出一圈雾，那是刚从牢狱放出来的囚犯；有的则轻轻抽两口便把烟扔了，那是阔人家的少奶奶或小姐。总之，千姿百态，各显风骚。
但“三面红旗”漫卷时期，既卷走了粮食，也把烟叶卷走了。除了“特供”外，众烟民只好学习神农尝百草，那时的烟叶大多像是树叶烘干制成的。“反右”时期，我因从右网漏走，但贬罪仍难逃，我被送到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住在一位贫农家里，他却正好在“割尾巴”之前自留地种了一批烟叶，孙师毅给我画了一只木制手工卷烟机，解决了几个烟民的大问题。后来在农村没有饭吃，我们又不会挖野菜，剥树皮，只好全体回京，我忽然发现北京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那是旧日上海瘪三、叫化子的行当，花名叫“捉蟋蟀”，在一根约三尺来长的小竹竿上，扎上一根针，见到烟屁股便一戳，烟头就带上来了。在王府井我见到不止三两个人在“捉”。在一个国际宴会上，我又见到一位高干夫人把烟灰碟中的烟头用小手绢包起来放进漂亮的小提袋中。
就在那个吃饭、抽烟都极困难的日子里，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政府发出两百万美元向国外购进香烟过滤嘴以便生产高级烟。
“文革”中，我又遭逢了抽烟困境。我的小儿子跟我一起扫地出门到农村的大“牛棚”，他偷偷地给我买来一条“大前门”，连长获悉大喜，马上召开一个阶级斗争大会。“大前门”当然被没收，但有位造反小头头却给我买来“红牡丹”，我出钱，他请我抽烟，每一包烟我可以抽到十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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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沧桑录（2）
因为长期睡在湿地上，我的病历又添两种，气喘和肺气肿，我被批准来京治病。这时特别是抽烟时便猛咳。经过几次试验，我决定戒烟了。戒烟使我尝到甜头之后，我逢到烟友便劝他戒烟。但这劝人戒烟的事太困难了。
“文革”收摊，我办离休到港。在街上，在公共场合，抽烟的人明显是少了，报纸禁止刊登香烟广告，而报上又有劝人借钱的广告说： “借钱易过借火”，这也说明抽烟的人是少了。但我却不相信香港人对 “政府忠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和“吸烟可以致癌”这两句口号居然那么顺从，我确信有一句“吸烟可引致性无能”更具有巨大的威力。
这几年，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看到的景况，对烟民们的神仙日子似乎有日薄西山之感，到处都在禁止吸烟。大韩飞机的洗手间也有一块小牌子：“吸烟可罚2000美元”。洗手间外一个阴暗的角落，有个艳装少妇萎萎缩缩在偷偷地抽烟，看到我在注意她，眼露惊慌之色，连忙熄烟逃窜。
当我回到祖国踏进家门，院子里停着一辆三轮平板车，旁边四五位青年电工正在吞云吐雾，好一个飘飘欲仙的美景。原来这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一了解，我国烟民已经吐故纳新，现在是新生代在支持烟民人口的记录，据说至今仍不少于三亿。
在我的家族近百口人中，至今只有一人仍在抽烟。我说：“你也该考虑戒烟了吧？”他说：“对！”然后问我是哪一年开始抽烟哪一年戒的，我告诉了他。他屈指一算，脸现笑容：“我一定向你学习！你抽烟六十三年，我连三十年也不到呢。”我说：“也好，你再抽三十三年吧。” 不久前，一位法国学者对抽烟问题有个新的见解，他认为抽烟既能使国家增加大量税收，又支持烟农和工人就业，更可解决人口膨胀的问题，对老人也可早日解除他们的痛苦。其实烟民们也可以算是“曲线爱国”吧。
前几年，港府曾经给囚犯发烟，不知是否也有此含意。
夏公骨灰在撒入钱塘江时，谢晋随后撒下一些黄花和中华烟，他是学电影《巴山夜雨》中一位老妈妈给“文革”中被整死在川江的儿子撒下他生前爱吃的枣子。但夏公已戒烟多年，我可惜因病没有陪送他最后一程，否则我便替他收下另行处理，以免他又开戒，而且烟一泡水，其毒性甚烈。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乔迁之喜
几年前来到香港被一批亲友留下来后，我每隔三两个月总要往北京跑一次。小辈们为了要使我在香港安下心住下来，多次谈论给我们二老买个小单元，并且把三岁的小玲玲也分给我们，陪伴公公婆婆，以免寂寞。
酝酿了几个月，看了不少地方，总未能合心意，他们又怕我累病了，终于在一家代理公司看了一份说明书：房屋四正，三面有窗，坐北朝南，交通方便；睡房印了一张双枕的双人床，还有一倍以上的空地印着放置大衣柜、梳妆台及凳的地方；客厅按比例比睡房又约宽一倍，厅角一圆桌，旁边有六只椅子，有一只大酒柜，可以摆一张沙发，一只小几可以放电话机，打横又可摆一张三人沙发，沙发面前又可放一张长茶几。真是一个理想的小居室，建筑面积三百三十多〔平方英〕尺，二老带一个小娃娃也尽够了。地产发展商是一个综合经营包括刀叉等工业品的上市集团公司，虽然没有看过示范单位，这么一座小小港《大公报》编辑潘际夫妇参观袖珍房屋
的楼，总可以相信得过的吧！即使经过两位炒家，要花二十余万，小辈还是毫不犹疑就买下了。
不到四个月，入伙纸下来了，办了手续，领了钥匙，小辈恰巧有事，托了两位好友老严和小陆来帮忙商量迁居问题，又把小玲玲交我们带领着，兴冲冲地到了新楼。
早在两个月前，小辈们就安排送一些什么家具：一张六〔英〕尺宽的大床，可以睡三个人；二十四立方英寸的冰箱，大了一点也不要紧；洗衣机、书架、书桌、钢柜、餐车、沙发、靠椅、圆桌等等，除洗衣机外，都是说明书上有位置的。
一到门口，气派果然不凡，这扇门足有三〔英〕尺宽，老太婆喜不自胜。不料，打开房门，大家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老严人如其姓，取出钢尺，一量睡房，叫了一声：“糟糕，大床长度正好，宽度还差二〔英〕寸。”
在哭笑不得之下，我只好笑了：“要是卖给武大郎，大概正合适了。”
小陆是个爱说怪话的家伙，这下子找到话头了：“说不定老细和设计师就是和武大郎一样高呢！但是潘金莲怎么睡，怪不得潘金莲找西门庆去了。”
老严不理小陆的碴，拉长着脸，拿了说明书在仔细看：“人家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