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平和潘汉年、叶灵凤是创造社的三位有名的小伙计，现在周当起老板了。
半年之后，“左联”成立，潘汉年把我带到这个新地方，那时我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另一位也和我一起到这地方当“盟徒”的青少年丁锐爪，他的兴奋也不下于我，我从他眼眶里的泪光可以看得出来。（这“盟徒”是我从学徒套出来的，有别于“盟员”，我们的任务是打扫卫生、整理文件、抄抄写写。）这里充满活泼，紧张，祥和之气。每个人都显出慈祥的笑脸。我们很愉快地工作，有时一直到深夜。我们依旧住在西门书店阁楼，一早匆匆用开水泡了小半碗泡饭，吃完便走。周全平倒没有什么，只是他老婆每天都瞪着眼睛送我们出门。
不久，火热的“红五月”来了，这个月从“五一”到“五卅”有几个大纪念日，每次都规定要全体参加。机关内也更热闹了。本来平时你和阿英、汉年等就比别的人更多露面。这一时期，就更多出现了。
二、“五卅”示威被捕
在南京路上的“飞行###”，有过大损失，也有安然收兵，喊几句口号，一开始就散了，四边都是大公司商店，人群拥杂，红头阿三再高大也看不出谁是谁非。到五月尾，上得山多终遇虎，这次是“五卅”，必须到杨树浦工人区示威。可是当我到达集合地点，脚下尚未站稳，威未示出，号未出口，领子已被一只大手抓住，还是印度阿三，路旁排着几辆黑色囚车，满载而归。
我们这一车人在看守所卸下时，那间临时大牢已经有七八十号人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彭康也来了！”只见一个高大的人，昂首阔步，被押上大楼梯，此时，全监响起了雄壮的《国际歌》，歌声震荡着整座监狱，彭康的脚步也似乎在为歌声拍板。
在牢狱中示威竟是最安全的，那些在一旁观看的巡捕、红头阿三也傻了，他们也不想把这些示威者赶出去。
上法庭了。那时我既不会说上海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在海船上半个月向一位同船的四川人学了几句川话，在法庭上也用不上，我只能一问三摇头，有时说一句法官听不懂的潮州话，于是从被告栏里被赶下来，有人写个条子告诉我：判决关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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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左联的日子”（2）
我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剃光头、洗大澡、换新衣，关进了一个三四米左右的铁栏“笼”里，同住的人叫左戈，从名字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在地板上刚坐下，饭就送来了：是一只又窄又高的薄铁饭盒，这伙食比我在外面的好多了。据左戈介绍，饭是红米加油蒸，菜是一块红烧肉、卤鱼、焖蚕豆、青菜，每天一换，四天一转。
左戈先教我听上海话，然后向我宣传革命。他对彭康被捕，起初认为大人物不应如此轻易牺牲，他又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似乎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
三、坐监六个月出狱
六月很快就来到。我的上海话可以和他对答如流了。他千叮万嘱我绝不可以立刻就到机关或熟人家里去，要注意身后有没有人盯梢：为了保护同志，也为了保护自己，免得马上又回到原地——监狱。
我没有去“左联”机关，我在南京路踯躅，入夜，我到北四路坐在一位同乡的靠街大梯口，深夜的冷风把我一层层地吹上去。第二天睡了一个上午，下午到光华书局去投信给潘汉年，第四天我便和他接上了头。他叫我不要到“左联”去了，又吩咐尹五在四川里为我租一个亭子间，接转文件、宣传品。（柔石所住的一个楼下，是我每天必经的地方，我们在他家里偶然一次相遇；在你进入电影领域之后，我们又有一次在胡考的编辑室意外的邂逅。此后便各自走各人的羊肠小道或者是独木桥，但是我们总是互相呼应着，我知道你的来踪，你知道我的去影。）柔石被捕，潘汉年叫我丢下东西离开，这一年，我换了四五个住处。你在与潘失去联系的同时，我也和他断了联系，他本来想带我去苏区的，后来说交通有麻烦便吹了。
这时候我住在一位同乡郑应时处，他是郑正秋的亲人，也是蔡楚生的同乡，于是我便获得一些电影消息，我把它写给袁殊的《文艺新闻》，他很高兴，我也不时去《文艺新闻》坐坐，但我没有遇到你。
我在逛旧书店时买到一本英文《电影小辞典》，我试着翻译一些寄给一本小刊物叫《银幕周报》，被采用了。这就鼓起我写作的勇气。时报辟电影版，柯灵、尘无和我大概是最早一批为它写稿的人，可能是出版的第二天，我以“抗战意识”严厉批评刘别谦的《深闺梦里人》是一部和平主义的影片，当时这部片因为技巧高超，是很吸引人的。其后又评过一部片，于是我便获得一顶影评人的桂冠，但从此我却不敢写影评了。你恐怕也被懵住了，一九四七年在香港为《华商报》组成 “七人影评”时，却把我拉进了。七人：夏衍、于伶、洪遒、华嘉、韩北屏、陈残云和我，我却总是请假溜号。解放后在北京，钟惦和凤子搞影评小组又邀我参加，我仍借故婉辞了。不过，我却歪打正着，我们在这被称为黑暗的电影圈又碰上了。
四、辣面书生 若隐若现
我想提一位被你封为“辣面书生”的孙师毅，除了左联之外，他的名字总在你的许多活动中跳跃：在你被牵入袁殊、王莹事件；在你与潘汉年的会见中；在“怪西人”事件中；在你的“隐居”时期中…… 他都若隐若现。潘“失踪”后，有一天，他约我帮他抄写一些东西，说是潘的好友姓周的要的。我当然马上就答应了，他在爵禄饭店（我在忆念孙一文中写成“一品香”，前几年我去上海时在西藏路观察了一下，才知道错了。）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个鸦片烟盘、两只烟枪，当有人敲门时，两个“洋场恶少”便躺到烟铺上。他从他的江西老表那里搞来了一批剿匪军事材料。我们便夜以继日地抄写，然后便有人来取去。井冈山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似乎都是天兵天将把他们赶跑了。一九五八年周总理招待孙住了一年半新侨饭店，大概就是对他的报偿吧！
在抄写工作结束后，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以后的工作，他通过一位朋友介绍我去见《中华日报》老板林柏生，三言两语，我便在那里编起《电影新地》、《银座》、《电影艺术》周刊，我又在你的麾下，跟随你向前行进，时间长达四年余，只可惜没有和你配合得好。
“左翼”十年，你的功过是非，举世昭昭，连那三个月的隐蔽生活就是到二十余年后的“文革”，当年许多活着的人都是了然的。可是蓝苹仍是穷追不舍。我有一次在“牛棚”接待外调时，听到隔室另一起外调的表演，仿若春节探亲访友拜年：“首长让我们向你问好！”“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你不用担心”。然后有一阵轻声：“为什么要隐蔽几个月，大胆设想，好好分析一下。”这人大概受到启发，啊啊连声。其后我看到造反头头桌子上成叠的材料，不过不知道所写的内容。后来我看到你活着出来，只是断了条腿，我不知道这条断腿是否和那段隐蔽三个月有关，我不止一次问你，你却绝口不谈。我也不忍提“牛棚” 那事，避免增加你心中的不快。我喜欢看到你在听祖光编造我的《金梳子奇谭》和你编造的我《与狗吵架》的故事而开怀大笑，这一二十年来，我们都只想看到你的笑容，听到你的笑声。
五、泥泞中作战 荆棘中潜行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辑用“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形容你在那时的工作，你认为溢美、过誉。经历过那段路程的，现在还有不少人，这泥泞和荆棘能不能说明那时的艰苦，也可能远不足。在泥泞中摔倒还可以爬起来，在荆棘丛中潜行也可以披荆斩棘。那时十几个人在旅馆开会便可以送上龙华枪毙，他们对你夏衍会特别恩赦么？只要阴差阳错一步，便会引致惨重损失，田汉在艺华的一阵行动的教训可为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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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左联的日子”（3）
我们终于迎来了日夜翘盼的抗日号声，也迎来了多年不见的老友潘汉年。他平淡地叙述几年来去苏区；到过蔡廷锴的福建政府；长征，向陈济棠买路；在遵义化装越狱去莫斯科，在莫斯科遇胡愈之；去南京与宋子文等打交道；直到西安事变……他谈得很清闲，我们却是激动不已。
隔日，你拿了五百元一叠钞票交给孙师毅，要袁殊和我三个人办一份四开的《早报》，可以刊载一些与抗日有关的文章，副刊稿件由郭沫若负责，由我编排划样（我那时猜想是由你集稿）。有一天，你来报社时，孙、袁没有来，一会师毅来了，说袁殊被他的日本老婆打得头上包扎绷带，要你去向她说情，才能放他出来，那时我们暗地开玩笑说日军在吴淞口挨十九路军猛揍，袁的日本老婆在替他们报仇（但我翻阅你的《旧梦录》，说他的老婆叫黄景星）。《早报》出版没有多久，你和潘跟国民党谈判合作出版《救亡日报》，《早报》便停了。我也在这时被你和潘安排参加到张发奎军中的“战地服务队”。
我给《救亡日报》写过两篇战地通讯，随着战局的变化，我们向浙江、江西转移，你和《救亡日报》也撤至广州、桂林，我则辗转到了重庆。我办起了一个小印刷所，于是我们在两地又搭起了桥，我在重庆便印刷出版了《救亡日报》航空版。可惜不久印刷所被炸，你也陪着我受到损失。
六、绚丽无憾的一生
你一生中涉猎了无数领域，文学、电影、戏剧、翻译、各种评论、杂文、工运、文运、妇运、统战，特别是作为一位优秀报人，凡十二年（但我只看过你写的一首小诗）。你爱好书画，你把“文革”劫后剩余精品一百余幅赠送故乡浙江博物馆；你爱花卉植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