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夫妻二人合著传记: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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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彪夫妻二人合著传记:印记-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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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22】
  一个蹊跷的电话
  【连载23】
  “神” 医
  【连载24】
  不想抽烟了
  【连载25】
  来世约定
  【连载26】
  光亮的归途
  【连载27】
  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
  【连载28】
  天使走远了,他的儿子长大了,让我这个受惯了呵护的小女人,仍可与他相依为命。
  【连载29】
  我为彪子而演戏,彪子更是为了我在演戏。谁的戏更好呢?彪子又胜出了,他得到了最佳谢幕奖。
  傅子恩作品
  【连载30】
  我的父亲母亲
  爸爸的喷嚏
  落叶也是快乐的
  【连载1】
   。 想看书来

外婆
我从记事起就跟外婆在一起。
  60年代末随母亲坐火车轮渡过长江去上海看了一次外婆。外婆很开心,开始分包东西,把大包的分成若干小包,然后用竹竿儿捅对面楼上的窗户。窗户上很快出现一张老脸,瘦但很慈祥。
  “外婆,阿拉囡伟来啦!(外婆,我女儿回来啦!)”
  “阿拉囡住拉北京。(我女儿住在北京。)”
  外婆悬着竹竿儿,从上面滑过一个小竹篮,里面放了三个杯口大小的国光苹果。对面外婆又用竹竿儿送回年糕。
  现在想想外婆不是为了送礼,大概是因女儿回来看她而向邻居们做个广告。
  上海不黑,北京天黑了就看不见路,上海不是。石库门里弄的房子虽然不是很热闹,下过雨,有一点儿灯光地面就油亮亮的。
  上海潮,晚上睡觉被子好像没晒干,也好像什么都没晒干。
  上海吃得好,不对,应该说是好吃的多。不像北京吃得很单调。
  母亲和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我听不懂,母亲就给我翻译一遍。有时候明明知道翻得不对,也没办法,谁让上海只有我这一个外地人呢。
  后来长大才知道,外婆和母亲讲的是宁波上海话,母亲对外婆讲的是上海宁波话。我一句都不会讲,一句都听不懂。
  外婆的普通话也是一句都不会讲,外婆还不认识字,后来到了北京,没人到北京站接她,语言不通,又没文化,居然自己找到了离北京站30里外的部队营房,我很敬佩。
  不知道怎么回事,外婆一到北京,我就能听懂上海话了。没人告诉我,没人翻译,我什么都听得懂。外婆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普通话。
  外婆29岁守寡,49岁退休,50几岁来北京帮我妈带孩子。我们家的财政大权落到了外婆手里。
  一碗豆或花生炸酱,外婆能吃一个星期,吃素不吃肉。
  我挣的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外婆买了一个闹钟,14块5。
  外婆抽烟,但只有她一个人在卫生间时抽,出来从不抽。现在知道烟是外婆的除臭剂,她肯定不往肺里吸。外婆从卫生间出来里面从来不臭,臭就没面子了。
  衣服、袜子都是外婆补,顶针永远都是勤劳女人的戒指。
  外婆一天从早忙到晚,从来没有忙她自己,都是为她的后人。
  外婆只有晚上的梦是给她自己做的,妈妈也是一样,退休以后,很像外婆。
  我很后悔,95年我生病的时候,外婆永远离开我们了。秋芳当时瞒着我,但后来我还是去了,我怎么能不去送外婆?外婆的衣服是秋芳穿的……
  97年我买的车,外婆没坐上,她要是坐上了会多高兴啊!
  

露天电影
小时候一个星期看一场两场电影是必须的,而且不用买票。父亲母亲忙四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电影,只有夏天孩子大点了,能看上个露天电影。
  下午俱乐部就能把晚上的电影名字写出来,晚饭我就吃不踏实,没吃上几口就扔下碗,一只手穿三个小竹子靠背椅,摇摇晃晃地去占座儿啦。
  离天黑还早,六把竹椅一字排开占上一大块地儿,可随着人越来越多,椅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后椅子和椅子就亲密无间了。
  灯光刚亮的时候家人会来,拿着瓜子、苹果用眼睛到处找人,打招呼。地方不大但乱哄哄的,扶着张家的椅子、跨过李家的凳子才来到咱家占的位子。
  这儿没人说话,基本上都是喊话,不喊听不见,五湖四海哪儿的方言都有,每家都是三代人来受教育。
  “妈妈怎么没来?”我问。
  “一会儿就来。”不知谁告诉我的。
  我就找茬儿开溜,我一定要回家看妈妈。那会儿虽然小,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爸爸妈妈工作得不开心,而且经常会有同学的家长想不开,所以我的心重的毛病,那会儿就落下了。
  还没进楼道就闻着敌敌畏的味儿,我不会让妈妈发现我,每次都不会。一定在暗中监视着洒完那些白色的液体,看着她走出楼门我才放心。
  电影散了,家家户户都不回家,大人们先进去把窗户打开(或者电影没完爸爸妈妈就回家开窗户了),我们在楼门口儿还能玩一会儿。
  其实我这时候最高兴,因为,我妈妈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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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亲人
从小老听爸爸说山东老家有大爷、有大娘,是爸爸的亲哥亲嫂。
  大爷从小生活就苦,后来爸爸当兵参加革命了,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全家人的生活就全压在大爷身上了。
  有一次为了给爷爷抓药,大爷身上只有3块5,可这服药得5块,大爷把花镜压上,人家说4块,只把花镜算了5毛钱。大爷实在是没有办法,坐在药铺门口哭了一场。大爷、大娘再苦再累也不会轻易给北京添麻烦。
  当爸爸给我讲完这段,我当时就觉得大爷的形象一定是高高大大,黑黑的脸,宽厚的肩膀。随时扛上一挺机枪就能打国民党去。
  1969年的一天,我在外面玩,有个小朋友来告诉我说,我们家来客人了。我特别高兴,蹦着就回家了,因为家里一来客人怎么着也得有点好吃的。
  一进门,椅子上有一团黑咕隆咚的东西,爸爸把我拉到怀里指着对面椅子上的那团黑东西:“叫大爷!”
  我还没叫出来,从那团黑东西里抬起一张汗流如洗的老脸,他的黑棉袄、棉裤都是新的,可就是双肘、双膝都磨破了,白花花的棉花露在外面。
  大爷冲我和蔼地笑了笑:“小小儿,回来啦。”就又把头埋在棉花里。
  爸爸把我一推,自己直着脖子快速走出房间,我以为爸是去做好吃的,后来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这样。
  后来大爷的腰病做了当时的“大手术”,就是我家邻居鲁协鲁叔叔给做的。大爷居然好啦!
  恢复阶段我老去看望爸爸的亲人,后来我们也成了“亲人”。我从“亲人”那学了很多山东老家话。
  大爷回山东老家了,他的康复给老家带来了欢乐,也给北京做了广告。
  从此,我们家成了临西县北京接待站。
  

第一次回老家
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是1972年11月的时候。
  有一天,家里收到一封电报,晚上快8点了。爸妈急匆匆地回家来收拾东西,问我回不回,我已经把棉猴穿在身上了。
  院里派了一辆车——老式上海,我们从半山坡上开往国防大学,从他们那院穿过去火车站。
  火车、长途汽车。
  第二天的下午,爸爸终于一路打听回了老家,天已经快黑了。老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
  我们一进院,爸爸就冲到奶奶的棺材前拍打着棺材,失声痛哭。我也想过去,但不知是谁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狠狠的,我想动都动不了。
  老家没灯,没电,但是有火炕。我第一次回老家,我才9岁,就睡火炕。我尿炕了,不是我不懂事,也不是旅途疲劳,是没来得急下炕。
  大爷全家对我们特别好,大娘早上起得很早,给我拐磨子,大爷从几十里外给我们换回炝面馒头。村里的水是不好喝的,金龙哥就挑五里路挑回甜水给我们喝。
  奶奶入土那天,傅家的人去了很多。男人走着,女人坐车。
  大爷在村口摔的盆儿,大家跪倒一片。
  爸爸把我从后面拉到前面:“看看,这就是奶奶。”我只看了一眼就被三大爷拉开了。三大爷还说:“别吓着孩子。”
  奶奶没见过我,爷爷就走得更早了。
  1973年9月第一次回老家认祖归宗。看了奶奶一眼,在祖坟上叩首就应算是归宗。
  六年后我16岁,父亲让我第一次一个人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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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儿”
妈妈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是拖把,每天拖地。
  爸爸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没有拖把直,更没有拖把好看,但用处很多。
  我也用这根光棍儿,男人是不是跟光棍儿有缘呐。
  爸爸先用这光棍跟外婆合作,外婆是浙江宁波人,过年不吃饺子,吃汤圆。
  北京就没有卖水磨元宵的。爸爸每年都托人买回50斤江米来,拉到食堂用电磨或是外婆自己用石磨磨成浆,再用面口袋封住口,提起来很沉,几十斤的米浆呀。把家里椅子一正一反架起来,放两头,中间用我爸这根光棍儿一挞,面口袋里的水就滴滴答答地渗出到下面放的脸盆里。
  第二天一大早,外婆把口袋里的湿面分成一口一块地晒干。光棍儿就又靠在爸爸的门后头了。
  这光棍儿到我手里是抬煤气。我还小,抬煤气总是我和不一定哪个姐姐去。
  每到抬煤气的时候,光棍就成秤杆儿啦。大姐是会把煤气罐往她那边挪,二姐是固定一地方永远不动,三姐是永远往你那边挪。
  其实我比较赞同二姐的做法,对大姐的做法心里有七分敬仰,三姐这种,抬几回我发誓再也不跟她合作了。她很“聪明”地在爸爸面前哭了。爸爸是最看不得孩子们在吃饭前和吃饭时掉眼泪的,差点儿揍我一顿。从此我就暗下决心,我再也不用你的光棍儿了,我自己扛。
  一个月之后,我自己晃晃悠悠把煤气扛回家,虽然是上气不接下气,我还是挺牛气地环顾家里人。我看到妈妈“幸福”地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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