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也就报了名，这时却为难了童发根的母亲，父母只有自己这一个女儿，他们移到千里迢迢外的江西，老了谁照顾。但要离开丈夫，抛下一对六七岁的儿女，这份亲情又怎么能割舍掉。要儿女还是要父母，这难题摆在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出过山门的农村妇女面前，她整天以泪洗面……
我再次问起这位失去母爱的主任，他叹了一口长气后，悲伤地吐出一句话：“母亲离开我们38年了，那离别之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童发根思忖了一下，接着又深情地说：“1970年春节将至的一天，上午刚考试结束跨出校门就见到母亲带着6岁的妹妹在学校门口等我，这是我上学后的第一次享受到的待遇，但生死离别之感油然而生，我一个劲扑向妈妈的怀里，叫了一声：‘妈妈，你不要跟外公外婆走啊。’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左手拉着妹妹，右手拉着我，跨过了一座木桥，来到村头的路上。几辆装满移民户家具的货车一下跃入了我的眼帘。我想一切完了，我们兄妹俩的双手死死拉住妈妈，连声呼喊着：‘妈妈，妈妈，我们不能没有妈妈。’几辆汽车的马达声响了，坐在车上的移民连声叫着我妈妈的名字，快上车！快上车！汽车徐徐地离开了村庄……”
最后童发根叹息说：
“母亲未婚先育这是父母的错。38年了，我们兄妹俩再也没有见到母亲，我的父亲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这一切又该怪谁呢？”
新安江水库移民1960年大规模计划移民结束后，上世纪零零碎碎的自迁、后靠、倒流就没间断过。
6．重迁（1）
东溪乡驮坞里村坐落在淳安县首富的小金山旁，位于深山的一个盆地中。离淳安老县城也只有15里路，土改时，人均亩，当时的“定产、定量、定购”的“三定”时代，这么一个小村，每年向国家交售公余粮五万多斤。在当时的淳安县也不多见。他们地处98米水位高程的淳安高坡上，老农都说：“新安江水库把整个淳安的田和地都淹了，我们驮坞里村的屋也淹不掉。”1959年春节后，乡党委书记肖学能来到驮坞里，驮坞里的乡亲们把书记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肖学能书记听了山里人的一番话，想想也有道理，就答应说：“我给你们争取留下来。”
驮坞里人当年没有离开故土，但1960年7月，驮坞里人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他们种的水稻和苞芦刚要收割时，眼睁睁地看着新安江水库的水往上涌，发黄的水稻秆，苞芦秆一个劲地往下沉，与祖祖辈辈朝夕相处的新安江就那么无情。看见新安江的库水淹过一畈稻穗和苞芦穗花后，全村人哭泣了。他们的心像刀割似的难受。那年，新安江水库只给驮坞里人留下了两亩田和18亩山地。按当时的产量，这批零星的耕地收割起的稻谷和玉米，驮坞里人只有一个月的口粮，一年还有11个月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困惑了，国家当时也穷，只供应他们一天一斤稻。一斤稻谷对天天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只能是三餐喝稀饭。
1961年春节过后，一浪一浪的新安江库水就往驮坞里涌了，淳安县移民办已把驮坞里列入春季移民村。肖学能书记再次来到驮坞里村，他在村党支部书记吴加柱家里，对吴加柱和大队长吴金海说：“上次我在县长那里求了情，把你们留下来了。但你们吃了一年多的苦，这不怨我。现在水都进村了，不移是不行了。这次安排你们移到衢县，你们两人去参观，参观是叫你们去看看，认认路，你们村上人带不去，我要找你们算账。”
吴加柱和吴金海两人到当时的衢县溪口参观，回到淳安排岭，就被肖学能书记等一帮人截住了。吴加柱说：“溪口离开龙游25华里，到衢州60华里，地处深山，柴好、水好，就山垄田不好。人均9分山垄田，一年不到300斤谷，还要缴每亩30斤的农业税，到这地方将来还是饿肚皮。”他们向肖学能书记当场表了“这地方不去”的态。他们两人就被关进了参观回来的大队干部“牛棚”里。吴加柱和吴金海在排岭蹲了10天的牛棚之后，两人都没有松口，最后肖学能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只要你们去，土地一定设法给你们调换。”吴加柱和吴金海深知肖学能不是乱夸海口，当场就表示：“我们移。”
1961年4月9日，淳安驮坞里村的41户，156人，一人不漏地全部在当时的衢县溪口公社枫林大队插队落了户。驮坞里人祖传下来的勤快带到了溪口。他们每人吃着割稻前国家供应的一斤毛粮，天天忙着开荒，种“百斤粮”，就是不下田耕种拨给他们的150亩山垄田。
我在双港口村调研时，这位74岁的双港口村老支部书记吴加柱说起了“抢田”的故事：“到了溪口的第十天，春耕已经忙碌起来了。我借着肖学能的底气，壮了胆，用读了三年私塾认识的几个字，给当时的溪口公社党委写了要求调换耕地的信。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不调换，我把全村人带到排岭去。’不知是这句话厉害，还是董书记的电话起作用，反正，信送出的当天下午，溪口公社的副书记纪桂芳来到枫林大队，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玉林，以命令的口气告诉说：‘县委董书记已来了电话，这100亩山垄田要调整。’
6．重迁（2）
“那时办事，不像现在这样，什么事要研究研究，一拖就是十天半个月，我们村换田的事第二天就开始了。我和吴金海两人是移民代表，枫林大队的刘玉林书记也带着大队长来了。纪桂芳代表政府，‘三头六面’全在场，刘玉林说：‘其他生产队的田调整也难，我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双港口一片田和小港口的山垄田，都给你们，这山垄田是沙质土，两片田一起肯定超过150亩。’吴加柱和吴金海眼睛对视了一下，没有疑义，他们当场说：‘好。’当天晚上，驮坞里村的人召开了社员会，在取大队名称时，大家都说：‘双港口好。’第二天，溪口公社就多了一个双港口大队。
“4月21日那天早上，还暂住在枫林大队老社员家里的驮坞里村人起了一个早，男女老少，都到双港口来了。但那天，枫林大队刘玉林支书所在生产队的几位老农，比他们来得还早，他们见驮坞里人要动手挖草籽田做秧田，那几位老农赶过来，夺下了新安江人的锄头和铁耙。驮坞里人也是有备而来，哪肯随意松手，让枫林人夺去锄头？驮坞里人说：‘这片田已经划拨给我们了，我们种自己的田有什么错？’双方就在草籽田里争吵了起来。时隔不久，枫林人越聚越多，其他大队的老社员闻讯也赶来了，他们说：‘这样大的事，没经过社员大会讨论，不算数。’驮坞里人说：‘县委书记都答应了，还能不算数。’双方互不相让，快要动手时，溪口区委书记朱炳根带着区长和溪口公社的书记赶来了。一场即将动手的械斗平息了。双港口大队从此以后，就理直气壮地耕种着双港口这片土地了。后来又花了5000元钱，买了800亩毛竹山。再后来，新任的党支部书记余胜成又花了2000元钱买了200亩毛竹山，现在这座山成了我们村里的聚宝盆了。”
吴加柱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他最后意味深长地说：“蹲10天的牛棚，换来了今天子子孙孙的幸福，值得。”
淳安县东亭乡外竹贤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严本盛讲了他们村的故事：
“我们外竹贤可是个富裕村，解放时只有400人，却有987亩耕地，仅良田就有509亩，听说要移民，谁还肯离开这些养育自己的土地呀！1960年3月，通知我们后靠到大岙畈的山岙里，我们全村人高兴了一阵子，大岙畈一下变成了一个施工场，全村人都成了泥瓦、木工匠。到了5月，水进村了，我们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全搬到了大岙畈。
“外竹贤村900多亩耕地，沉入了库底。当年下半年全村就闹起了饥荒，那时每人每天只有3两6钱大米（16两1斤），没有一个能吃上饱饭。政府分配我们村1000斤苞芦，村上派了10个青年到梓桐粮站去挑，路上饿得走不动，他们就抓起这生硬的生苞芦籽往嘴里塞。严幕汉，那年50岁，劳动了一天，晚上只喝了一碗能见底的稀饭，第二天，他老婆醒来，只见严幕汉已死在床上了。那年春节前两天，40岁的严大隆早上吃了一碗粥，背着锄头上山挖蕨根去了，其他挖蕨根的人都回来了，天黑了，他老婆见他还没回来，跑到我家来哭，当天晚上我就派了几个青年人上山去找，第二天上午，在山上找到严大隆时，只见他双手握着锄头，倒在地上，已没气了。1960年冬到1961年春，我村上的老人、小孩一个一个地死去，全村人都被死人死怕了。 。。
6．重迁（3）
“我们这时已不留恋外竹贤剩下这零碎的几十亩农田和山地了，我们到县里吵着要移民。一天，淳安县委副书记刘培田陪着我们几个移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开化县杨林公社和常山县白石公社参观，我有一个选址原则：有田种，有柴烧，有好水，其他条件都做参考。杨林公社田不多，水不好（血吸虫病流行），但砍柴方便。白石公社田多、水差（血吸虫病盛行区），无柴烧。两个地方我当场就否决了，到了淳安排岭，我们思想不通的人都被集中起来整风学习。一天，淳安县委书记董炳宇见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老严，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听党的话。’我当时就回答了董书记：‘我是共产党员，我带着老婆孩子一户移，其他人我管不了。’半个月的学习，淳安县移民办同意我们再到衢县参观，我们到了溪口公社大杨家，只见两千多亩的寺下畈，我的心就动了。农民就是种田，这里田好，山多，靠近的灵山江，水又清，没有血吸虫，当场就答应了。
“我们1961年4月16日，也是‘无产’移民到这里，那时全国闹饥荒，我们移民更是苦，国家供应我们村每人每天一斤毛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