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正患重病，发高烧，整夜咳嗽，卧床不起。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考虑满足张国焘的要求，又要防止他将军权全部抓在手中。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
张闻天通知他：“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同样是这一步棋，能够清楚地看出张、毛两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智慧。张国焘看重眼前利益，毛泽东志在长远。前者处于进攻态势，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后者处于防御态势，虽然作出了让步，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大局。
事实证明，毛泽东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后来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这是后话，还有张国焘后悔的时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会师索权（7）
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9人，其中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8人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只有张国焘代表四方面军。尽管人数上占绝对的少数，但张国焘逼人的气势整个会场都能感受到。
张闻天首先发言：“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人。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扩大权力，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
他的发言，实际代表中央的意见。发言的总格调是通过让权争取一、四方面军的步调一致。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张国焘任总政委，主管军委；陈昌浩参加小军委，负责前敌指挥；徐向前虽任原职，但职权已由指挥四方面军扩大到指挥处在前线交战位置的所有军队。而且，总政治部也让出了一个副主任的名额。在军委和总政，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
张闻天发言后，张国焘首先发言，仍不满足，把眼光又投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提出要提拔新干部，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
在他之后，邓发、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逐个发言，一致同意张闻天的意见。
针对张国焘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的要求，毛泽东回答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
张国焘没有坚持。
张闻天最后作结论：“好，大家意见一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①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就在当天发出了《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3天内，张国焘急如星火地接连发出两个决定。
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中说：“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动，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把军委对于战役的具体指挥权授予徐向前、陈昌浩，这种配置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因为四方面军力量占优，在随后的战役中他们将担负主攻任务。
另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布置的决定》，命令在松潘战役期间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指挥部，任命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指挥和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
短短的3天，张国焘就接管了军委，重新调整了全军军事系统，别具一格地组织起从军委到前敌指挥部的梯级结构，毫无争议地将军委的具体指挥权转移到四方面军总部。每一步都符合中央统一指挥的意旨，每一步都朝着他控制和直接号令军队的目标贴近。这种威慑全军的魄力，敢于任事的意志，辗转腾挪的身法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师索权（8）
会师之后，张国焘心里一直不踏实，多次要求中央听取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对他过去的领导作出评价。为进一步团结他和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共同北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他的建议，专门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除9名政治局委员外，陈昌浩、徐向前、李富春、刘伯承等4人列席会议。
会议开了2天。7月21日，由张国焘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通南巴、川陕直至一、四方面军会合前的斗争经过。他讲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由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就军事工作、政治工作进行补充。
7月22日，会议进入讨论阶段。邓发、凯丰、周恩来、张闻天先后发言，都高度评价了张国焘领导的正确和四方面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指出了一些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
张国焘最关注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前者是党中央负责人，后者是党中央的主心骨。
张闻天第四个发言。他首先肯定红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同时又指出了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领导人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来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击破一路；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出对根据地重要性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带走也是不好的；撤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现在一些困难。此外，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上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其结果必将是徒然的①。
毛泽东第五个发言：
从鄂豫皖起到现在，国焘领导下总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红军与苏区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指挥问题，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是有准备的，基本原则都是遵照了的。在十个月大战中，与刘湘打，向敌人一路打过去。这是特点。另外，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在鄂豫皖，对敌人四次“围剿”是没有粉碎的。因为蒋介石大举进攻，首先对敌进攻，我们对粉碎“围剿”没有充分准备。中央苏区五次“围剿”没有粉碎，那时他是有准备的，但第二仗怎么样打，这方面错误了。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为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从《干部必读》（这是四方面军编印的一个内部刊物）材料看，敌人用了十分之*的力量对付红军，红军有特别的显著成绩。但对建立政权有不足与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性。我看只有1933年9月上半月比较注意了地方政权。放弃通南巴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了刘湘，胜利后，进攻中放弃苏区是不对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①。
与张闻天相比，毛泽东谈成绩比较充分，谈缺点比较简略，始终掌握着成绩为主、缺点次之的分寸。他肯定了张国焘领导下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列举了例如红军的扩大、苏区的扩大、无数次击破敌人等事例来说明四方面军的成绩。对于存在的问题，他列举了四次反“围剿”失败、退出通南巴和建立联邦政府三个方面。说第一个问题时，他还说到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肯定在失败的情况下退出鄂豫皖是必要的。对于联邦政府，点到为止。只是说到退出通南巴时，表现出不理解，因为这次退出是在打败刘湘之后，是红军处于反攻之中。 。。
会师索权（9）
即使这样，张国焘仍然如坐针毡，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长达四年的领导只是得到了原则上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敷衍的肯定，这与他所渴望得到的具体、实在的、充满激情和无保留的赞美差之甚远，与他的领导所带来的现实成绩（兵强马壮）也不相符。
他对张闻天不满，对毛泽东更是气愤，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实际上含有秋后算账的意味。在毛泽东所提的三个问题中，他最为反感的就是放弃通南巴的批评。他认为退出通南巴是中央的指示，自己即或有错，也是执行错误的命令。事实上，*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方针时，曾经要求四方面军向西南发展，但并没有要他们退出通南巴。
由于张国焘忙于内部争权，拖延迟疑，给胡宗南急速调兵提供了时间。
当时，松潘守敌胡宗南全部兵力仅有27个团，处于分散、孤立状态。如果此时大举北上，集中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