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康边区的六月，正处雨季。从动身的那天开始，天空飘起雨丝，行到中途，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下。大雨没有迟缓张国焘的行程，他们日夜兼程，奔驰在泥泞的道路上。
渴望会面的心情彼此相通。听闻张国焘冒雨前来，中央领导人早早迎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也在雨中等候。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均高头大马，踏地如飞。听到马蹄声，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上前去。大雨如注，遮住视野，张国焘听到“特立”的叫唤声，才勒住马缰。由于收势太急，急驰的马蹄溅起大量的泥浆，溅到出迎的人群身上。
张国焘跳下马，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年了”。
他与毛泽东分手于1927年7月，与朱德分手于1927年11月，距今都有八个年头了。当年挥手一别，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在川康边界的不毛之地相聚，其中的感慨与欢欣自然不待言说。
随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致欢迎辞，张国焘致答辞。
如潮的人群，如海的歌声，灼热的情绪，灿烂的笑脸，把会师的气氛推向极致。都是战斗在一个党旗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都是贫苦工农出身的士兵，都是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纵情歌舞，亲切交谈，坦露出赤诚之心。四方面军将士对中央红军保持着尊敬，对老大哥转战千里的悲壮历程抱着深深的敬意；一方面军将士对倾军而出、主动出迎的战友深怀感谢。
与两军将士一样，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彼此敞开心扉，互吐思念、仰慕之情。简朴的宴会上，大家频频举杯，开怀畅饮。
酒醇，心热，情浓。
一切都像预想那样，甚至比预想还好。
张国焘那些天十分忙碌。他遍访了各位老朋友，与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交换看法，出席各种欢迎会、联欢会、座谈会。很快，他在心底里产生了一丝失落。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很少有人问四方面军取得的成就，很少有人称颂他领导的正确，很少有人要他介绍经验，很少有人请教他今后的方略，更没有人向他通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即便是在谈话中，他也觉得自己落落寡合。一次，在聚餐时，喜食辛辣的毛泽东提出“革命者爱吃辣椒”。他的观点得到口味相同的两湖和四川将领的热烈赞同，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都是不怕辣、怕不辣、辣不怕的人物。张闻天、叶剑英等人喜欢清淡的口味，有针对性地提出：“革命者不一定都吃辣的，吃辣的也不一定都是革命者。”博古举出列宁和曾国藩为例，前者为世界革命导师，但是口味清淡，后者嗜辣如命，但却是*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双方唇枪舌箭，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餐桌上不时爆发开心的笑声。张国焘也爱吃辣椒，但他觉得把辣椒与革命者挂钩，有些小题大做，有些无限上纲，有些无聊。开始时，他还掺和着说几句，到后来干脆不吱声。
会师索权（2）
与中央要人交谈时，张国焘也因敏感、多疑而处处要强。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就不投机。会面之后，虽然毛泽东处处礼让，但还是擦出了交锋的火花。当毛泽东听到四方面军全部撤过嘉陵江、放弃整个川陕苏区时，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可惜啊！”张国焘立刻挑刺，反诘道：“我来迎客，难道还犯了罪不成？”对于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词锋，毛泽东半是解释半是还击：“接客很好啊，我们都十分感谢。但要有个家就更好了。没有家，客往哪里放啊？”①
张国焘按照那时知识分子的习惯，交谈时，不直接称名道姓，而是亲昵地叫对方的表字，然后根据年龄情况，尊称对方为兄，如他称朱德为玉阶兄。博古这些人早在留苏时就养成了党内称同志的习惯，听了别扭，私下议论：“没想到张国焘还这么喜欢称兄道弟。”这话被张国焘听见了，很是恼火。博古后来找他聊天，说到四方面军中仍然把士兵称马夫、伙夫，说这是旧军队的残余，应该废除。张国焘反驳道：“叫什么名称有什么要紧？”①
这些小小的不快当时都隐匿于劫后余生、阔别重逢的欢乐之中，毛泽东、博古等人都没在意，张国焘表面上也是一笑了之，但这些细琐的隙缝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一抹阴影。当时真正牵动张国焘注意力的是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兵力。
为了表示对党中央的尊敬，张国焘送给中央领导每人一套粗呢制服。会面不多久，他发现有的中央领导已经穿在身上。再看看一方面军将士的装束，更是五花八门，不少人把商人的袍子、农民的棉袄、缴获过来的国民党服装反穿在身上。一方面军将士除了衣衫褴褛之外，个个面黄肌瘦，其装备更是简陋不堪。
这是那支令国民党军魂飞魄散的红军部队吗？
这支困倦疲乏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这支摇摇欲坠的部队究竟还有多少战斗力？
…………
疑问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张国焘感到疑惑。他找周恩来摸底：“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警觉地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万人。”张国焘夸大了两万。
“我们有三万人。”周恩来也夸大了两万。
张国焘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反而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于是，他又去找朱德。先从叙旧开始。他有意识地谈到了南昌起义兵败前后的惨烈和心情，然后切入正题：“你们还有多少人？”
憨厚的朱德以实相告：“一方面军现在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总数也就一万余人。这一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张国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脸色都变了。一、四方面军力量之比竟为一比八！
意识到优势地位后的张国焘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这些变化，连不谙中国国情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察觉到了，他形容道：“张国焘处处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
1935年6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党史上的两河口会议。
当时，政治局开会有个不成文的习惯。会议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报告和结论则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常委负责。
周恩来是政治局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自然由他作主题报告。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是毛泽东首先发言，并且在他反对未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议，这与档案记载不符。
会师索权（3）
“目前，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方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订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提出会议的主题。
“应该根据什么原则作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里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
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够大批扩大红军部队。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盐等，都不容易解决。
周恩来发言很有技巧。他阐述的是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例子举的却是张国焘此前给中央的电报中建议扎根的地区，无形之中击碎了张国焘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立论基础，其不合理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条条都有用意。
“应该向什么地方前进呢？”周恩来继续通过假设，把大家都引入自己的思路：“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敌我力量悬殊。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那里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到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猛进，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不要被敌人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解决。”
张国焘不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说：“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境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再说，现在松潘北部敌情不明。因此，我认为我军战略进攻方向是向南，向成都打。红军拿下南面的军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