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列宁的评论作评论，需要对唯物论或唯心论、唯理主义或经验主义这四者一切可能的组合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可能的组合计有四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有评论和定名，这就是：
唯理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唯理主义的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即本来面目的黑格尔主义。奇怪的是，这两种成分都彻底“唯心”，列宁在《哲学笔记》对之却一唱三叹，称为“唯物主义最多，奇怪，然而是事实”。
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即贝克莱主义，近乎佛家的涅槃理论，是希腊思想——基督教的入世精神的异端，轰动过，但未成为一支重要的流派。
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者。”它始于休谟、康德。列宁批评的维也纳经验批判主义，其实是康德主义清除掉不少宗教成分以后的东西，这个流派对于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杜威主义也属于这个潮流，不过是维也纳学派以外的一派。
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来说，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列宁所误，却一直把它看做是贝克莱主义的“一丘之貉”，悲乎！
1973年8月4日
顾准《顾准文集》
附一：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
我不相信命，然而，事实有时候却逼着我不得不承认命的存在，五哥顾准生前命不好，一生坎坷。死后命仍不好，真可谓命运多舛。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整理成书到出版问世，费时18个春秋，其间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辛，最后还不得不移至香港出版，这一切，岂非命欤？
古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囿于当时的条件，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好一概推之于命。其实，在命的背后隐含有必然性，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所谓命中注定，常常不过是某种必然性的非科学的表述。五哥此书所遭遇的命，自然同样也是可以解释的。
五哥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过出版这本书，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版这本书，因为他写本书各篇时，纯粹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要求，或者是答复我的提问，如关于西方史，骑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我讨论甚至争论某一问题，如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篇以及关于哲学问题；或者是对我的笔记所写的读后感（实际是对我笔记的批判），如关于老子、孔子、韩非各篇。记得当时我还在五七干校，这时正是法家盛行，批孔之声充斥于市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只知道一些皮毛，或者根本无知，为了不至于盲目地随声附和，找了当时能够找到的非常有限的一些书来读，随手写下了一些笔记就教于他，这就引发了他的议论。关于哲学的两篇，尤其是《辩证法与神学》——实际是对《反杜林论》的批判，也是如此，当时我所在的五七干校，正在学习《反杜林论》，那种学习，当然完全是皮相的。其中只有关于资本原始积累一篇，是应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请所写，这位老朋友也已于1979年去世。显然，这些看似随手写来的笔记、读后感，决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作者多年来的积累，凝结着作者多年来的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有谁能随手写出这样的笔记？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文献为尘土湮没，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而且为数不会少。即此而言，五哥这本书今天能够出版，实在是幸运的。然而，它的出版，却也历经艰难、心酸。
1977年，那时我有的是时间，曾把他陆续寄来的那些笔记，稍加整理分类，重新抄写了一遍，装订成册。这些笔记，用的是当时廉价的极薄的信笺纸，取其轻而容量大，然而经不起翻阅，重新抄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翻阅的方便，原没有存什么出版的奢望。
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顾准和他妻子汪璧的追悼会之后，一些老朋友曾经议论过为他出一本集子，以志纪念，然而因为事非易易，一时难以实现，也就搁下了。
大约1982年或更早一些，顾准的子女知道我保存得有一份他们父亲和我的“通讯录”（笔记），向我索要去阅读。他们急于想通过“通讯录”来理解他们父亲的迫切心情，我理解。估计在他们五个兄弟姐妹中都传阅了的，在他大女儿那里驻足的时间最长，至少有一年左右。1984年2月，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附记”，“附记”中说：“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后记”中还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他对父亲一生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后记引用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无愧于顾准的女儿，才能有对她父亲如此深刻的理解。（请原谅，我未能在事前征得她的同意，采用了她的话语。）
“后记”接着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的长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大女儿在她“后记”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正是当代最大的现实问题吗？然而，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不应当再让这样的悖论困扰我们，阻挠我们前进了。这样的不幸对我们已经太多了！
根据我手头现在保存的材料，可以推断，这部文稿（笔记）不会晚于1984年年底以前，通过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手，交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手里，这家出版社在30年代的进步文化界享有盛誉。负责审读的编者读了以后，“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识见。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认为该出版社“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儿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话虽如此，不久之后，仍通过这位老朋友，无声地退给了我。我当然心里明白个中原委，也就默默地接了过来。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1987年，我把重新用稿纸请人誊写过的，经过校正的这份笔记，送给上海的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和北京的那家有着同样光辉的历史和声誉，结果和在北京一样，也认为很好，想出版，但仍退回了给我。不必问，原因我清楚。
1987年12月，一位年轻的朋友，在读了本书的原稿以后，主动地非常热忱地向上海另一家出版社写信推荐这本书，他在信中写道：
“顾准同志，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中的理论家，他所留下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是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他的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论上最重要、同时又是最会混淆不清的地方，给我们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意见。若不是得益于他的学问，他的精辟见解，他的清晰明快的语言，我们至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会在迷雾之中。”
这位青年同志很谦逊，他说：“我们没有能力来全面评价顾准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在这里，我仅能从出版价值的角度，对顾准同志的这些文稿作一些评论。”下面，摘录一些他的评论。
“《基督教、希腊思想、史官文化》一文，是一个学透了西方文明史的学者对西方文明史所做的简短又精辟的评述，西方文明的这一段历史引起了东方人最大的好奇心，也最为东方人所难以理解。特别是从他对西方文明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看到了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别。现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这篇文章可谓是这方面的一篇杰作。
“在《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中，更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他对斯巴达（Sparta）体系的评论，反映的是这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是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政治的透彻思考。只有像顾准那样熟知东西方文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会提出如此精辟的见解。
“顾准同志的学识更反映在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已决定刊用，正式出版前临时被抽掉。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