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破”与“立”，体系与方法
历史的与逻辑的一致，按字面解释，也可以释为“历史发展，合乎我的理论；我的理论，说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不是曲解，唯理主义者之所以是唯物主义者，只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一点。
可是这样一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出的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不免也要见于一切唯理主义者，马克思也不免。
“方法是革命的”，也即意味着，它在破旧方面是锐利的。
可是体系呢？黑格尔固然在体系上是保守的，马克思如何？
让我们摘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几句话：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真的，“破”旧是为了立“新”，马克思是有新可立的。他要立的，是相对于公民社会（个人主义的社会）的社会化了的人类，亦即“集体英雄主义，民主集中主义……”的人类。
可是，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概念看得高于具体事物，亦即把共性看得可以优于、超越于、可以淹没个性（见《神圣家族》）是不对的。还有一位哲学家（罗素）说，亚里士多德以来，有一派哲学家一直把概念看得比个别具体事物高，其实在各个人头脑里，某类事物的概念，不过是他心目中这类事物的最优型而已。
再说，社会化的人类我们也见过，经历过了。你是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的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复活（见最近《参考消息》），复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破”的一面。它的“立”的一面后人固然有歪曲它的地方，然而它本质上是黑格尔主义的，那是无可讳言的。
顾准《顾准文集》
二、《反杜林论》各章
以上是《反杜林论》以外，拉拉杂杂谈一些与《反杜林论》有关的根本问题。现在，再来按《反杜林论》各章节次序，略加评论。
（一）引论部分——关于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黑格尔用来称呼非辩证的世界观的。
恩格斯在引论中历数形而上学的毛病，你的信里，也谈到甚至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也一概都是“形而上学家”。然而我要对此提出异议。
1、“形而上学”，即对于自然的研究，采取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孤立”地深入钻研下去，而不综合，不在其发展运动中观察的那种方法，不仅在世界科学史中是必不可缺的阶段①；而且，中国人正因为没有这个笨劲，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你读一下《老子》、《大学》、《中庸》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
我从前说过，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我说的“逻辑”是形式逻辑；也不妨说成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① 可以读一下周建人译的《物种原始》。如果没有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积累，进化论是产生不出来的，远远不到分类学精密程度的《本草纲目》，从中肯定产生不出进化论来。
2、我不同意现在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形而上学家之说。
如果这种说法，不自觉地暗含了自然科学家都不免是反“唯理主义＋神学”的，那我倒同意这个意思。但是，总的说来，自从达尔文进化论以来（或者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指出的科学三大发现以来），自然科学早已超出了形而上学的阶段了。《费尔巴哈论》写成以来又80多年了。这80多年自然科学的发展，超越了过去的3000年。原子物理学、电子学、控制论、生物科学、实验天文学、宇宙航行，哪一门都不是局限地考察一个小局部，哪一门都联系其他学科才能有进展，哪一门的新成就都在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宇宙的总看法（即所谓世界观）。不仅如此，本世纪初期，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究，一般还限于了解自然，充其量只限于“了解、控制，以为人类造福”这个观念。现在人类发现，人的活动对于自然的改变，对于自然界自身的循环运动的影响，已经不是可以忽略的了。于是发生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甚至宇宙医学问题等等。
所以，自然科学早已超出了形而上学的范围。自然科学早已从发生发展，亦即从自然史方面去研究自然了。说现在的自然科学还处于形而上学阶段，是绝对的时代错误。
自然科学超出形而上学阶段，与黑格尔没有关系。现在的自然科学是自然史的科学，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黑格尔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反杜林论》1970版第10页）
也许所说的自然科学家是形而上学家，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吧。但是，近代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注意黑格尔称为应验科学，恩格斯称为实证科学，自然科学家则自称为实验科学），他们所需要的方法是“实验逻辑”，辩证法对他们全无用处。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远不是一个偏隘的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具有广阔眼界的科学家，他就否认辩证法对他的科学事业有过任何用处。
相反，在辩证法盛行的中国……
当然，科学家不专不能有所发现发明。专了，总不免眼界狭隘，以偏概全。以偏概全，是书呆子的通病，这并不可怕。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术自由，天然地成为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有这些自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综合的世界观。《十万个为什么》对你的综合的世界观有帮助没有？我看有帮助，比什么辩证法的说教的效果要大得多。
3、西方科学技术的猛烈发展，是因为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之故。
“辩证法”作为批判的即“破”的武器，是有巨大价值的。一旦它成为统治的思想，他的整体性的真理，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对不起，我说得也许太愤慨太严重了一些。然而，历史明显地证明，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亦即辩证法未成为统治的思想）之处，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
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举几个实例就可以知道。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控制论和基本上承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原则的辩证法是抵触的，然而它是电子计算机的哲学基础。苏联先是骂，后来采用了电子计算机。但是，只要辩证法继续是教条，苏联永远不可能成为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发明的故乡。
再举一个例，玉米、高粱、以及一切植物的品种改良，现在盛行一种新技术，叫做什么杂交，所依据的是孟德尔－摩尔根理论，辩证法加以指斥、拒绝、有过一个20年代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为此送掉了命。现在又默默地引入这种新技术了。然而哲学问题不解决，永远只能引入而不能创新，永远不会有“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这样的例子还多着呢。
所以，我认为，假如真正的科学家，读了《反杜林论》而抛弃他原来习以为常的办法，而来彻底改造思想，成为辩证主义者，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完蛋了。
4、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各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夸张。
事实上，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各有自己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不是“承袭”得来的。举例说，居里夫人为了发现铀，炒了十吨以上的沥青矿，提炼出来几克铀，费了七八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种提炼过程，势必要应用已知的一切化学方法；或者，已知的方法还不够，还要创造出新的化学提炼方法。已知的方法中哪种方法或哪些方法是适用的；如果要用新的方法，如何推陈出新；这是方法论问题。这种方法论问题只能由她自己来解决，书本和老师没有告诉过她。当然，她摸索前进的道路，前人已经做过许多工作。比如，归纳法，归谬法，她在学校里已经念过；正如她会说话，这种语言能力是从前人那里承袭来的一样。但是，切合这个特殊发明的具体方法，是从旧材料中推陈出新来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科学发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创造。
方法论就是哲学。我上面这些话，无非是说，第一个人（当然不是泛指芸芸众生）有他自己的哲学。
所以，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是符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的。
再说，凡在科学上有创造发明的人，虽然他的创造发明，对揭示大自然的秘密来说，不过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粒沙子”（居里夫人语），然而他总会陶醉于他的成就，总会以偏概全。他既戴上了他自己制造的有色眼镜，他自然会有一种通过这副眼镜所见的世界——世界观。这并无害处。以一个人而论，是以偏概全；多少人的“偏”凑合起来，也就接近于全了——不过要求新闻、言论、出版等等的自由。
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偏（偏来偏去、颠颠拐拐）中蹒跚行进的。
假如上面说的不错，那么黑格尔有他自己的眼镜，马克思、恩格斯也有他们自己的眼镜，对不对？
人各有自己的眼镜，那很好。可怕的是，有一种钦定的眼镜，限定一切人全得戴上，否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①。唯理主义者总以为他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性）对于科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真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的话……
① 马克思地下有知，肯定会赞成我这种说法。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