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且患遥角昵靶粘碌木褪切仗锏模饩哂�*的危险。反正就是一套封建礼教阻止青年人恋爱。怎么办呢，人家田亚梅女士不管这一套，愤然离家出走，给父母留了一张纸条，写着：女儿的终身大事要由女儿自己决定，女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走了——小说就结束了。戛然而止，多么伟大的艺术作品，这么轻易地把问题就解决了，男女恋爱，这问题解决得多好，你只要找到一个有汽车的男朋友，就可以了，坐上他的汽车就走了。你想想，在将近一百年前的中国，一个有汽车的男人。你必须具有这样的水平你才有资格谈个性解放，也就是现在估计你得有个直升机才行，没有直升机你不要谈什么个性解放，谈什么平等。胡适的思想，我不知道当时的人怎么评价，就是他想的东西别人都想得到，有什么深刻之处么？我也不好意思说他就浅薄到小学生的水平。说这个作品，无论思想、无论艺术，都乏善可陈，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新文学初期，没什么作品，他就写了这么一个。那时候写什么都能留在文学史上，所以人为什么要生逢其时呢，人就要生逢其时，假如你在1977年写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那你现在就是鲁迅研究权威了，胡适就是生逢其时写了一篇《终身大事》。
胡适这种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思想不要说和鲁迅比，你跟当时的所有人比，那都没法比。胡适的诗有什么“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麽，一个忽飞还。剩下另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全部能背下来的就我一个吧，那些吹捧胡适的人没有一个能背出这么糟这么烂的诗，我是学现代文学的，怀着一种敬业精神，这么烂的东西也得背呵。当然这不是胡适最好的诗了，胡适最好的诗已经被谱成台湾校园歌曲了，就是“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这是胡适先生最伟大的作品。这么烂的东西吹为国学大师，我为那些人感到害臊。
鲁迅的思考，这是从田也梅女士坐了汽车走出家门之后开始的，因为父母不同意，你纷然反抗就走出去了，这种思想，唐朝人就有了，元朝人就有了，还用得着五四的人去说么，《西厢记》不比你深刻得多啦。《西厢记》根本没有汽车，“隔墙花影动，疑是有人来”——那才是伟大的作品。个性解放了，又怎么样呢？走出家门又怎么样呢？你看涓生和子君，那一段一开始就过去了，那一段不演了，就是到吉兆胡同来了，问题就出在搬到吉兆胡同之后。问题一点点来了，你说这两个人不好么？两人有学问，有文化，有共同的信仰，一同吃苦在一块奋斗，可是悲剧还是这么发生了，一点点地来了——这才是直逼人生的真相。
第七章 李白与样板戏（5）
前途无量的周立波
近来很多上海朋友狂吹周立波的清口如何如何精彩如何如何棒，春晚导演组也问我请周立波上春晚靠谱不靠谱，我听着好像有点“东方黑（he），太阳落，中国出了个周立波”的感觉。开始没大在意，后来一些学者也跟我大吹耳边风，孔和尚是最他舅舅的尊重学者的，于是就上网听了几段，而且害怕听一次感觉片面，特意分为饭前便后文东武西听了好几次，什么三十年哪，大上海呀，我为财狂啊，然后又浏览了好多评论和各方面的反应，再复习了一番上海通俗文艺史，于是乃敢讲几句闲话。
第一句话要称赞周立波本人确实是个很出色的演员，手眼身法步的基本功比较全面，扮相嗓音都很适合上海观众，脑子比较机敏，具有不少幽默细胞，读书也算勤奋，跟得上时代潮流，节目里还有很多知识普及的内容，而且一个人一演就是一百多分钟，这样的独角戏高手在上海很多年未见了。余秋雨说一百年也产生不了一个周立波，此话虽系明显夸张，但由此却可看出，余秋雨起码是对近三十年的上海文化有点小小的失望。
第二句话要说的是，如果以周立波为上海文化的杰出代表，那未免太贬低上海文化的成就和上海人民的智慧了。上海是全国人均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不论大洋古还是封资修，其他三个直辖市合起来也未必超过上海。光数一数钢琴扬琴小提琴的数量，就可以把北京吓傻。上海文化的代表人物太多了，从“重量级”的视角来看，一个沈宏非，至少抵三个周立波吧？尽管有些人看不起余秋雨，但一个余秋雨，起码抵五个周立波吧？那一个张爱玲，还有一个王安忆，又抵得上几个余秋雨呢？更不要说鲁迅故居、一大会址、十里洋场和那“装不完、卸不尽的上海港”了吧。
第三句话，可能有人说周立波是民间文化，不能跟余秋雨张爱玲乱比，我们要比的是小沈阳！孔和尚知道，这才是上海朋友拼命鼓噪周立波的真实心理。由于多年来全国人民觉得上海人就知道精打细算，性格不够开朗幽默，上海人听在侬格耳朵里，憋屈在阿拉心坎里。这回忽然发现阿拉上海尼终于也有了一个幽默大师啦，于是奋然决起而飞，枪榆枋而不止。这就把本来还有几分幽默的事情，搞得很不幽默了。孔和尚不明白，为啥非要跟小沈阳比呢？有谁鼓吹小沈阳是幽默大师了吗？这种心理首先就把“大上海”的那个“大”字给引刀自宫了。人家沈阳人民可没说过小沈阳是沈阳文化的代表啊，小沈阳他师父赵本山轰轰烈烈了这么多年，也仅仅就敢代表个铁岭而已。上海文化优秀之处甚多，何必非要争这么一个笑星冠军呢？
第四句话，如果真要比的话，那周立波恐怕处于明显劣势。不要说跟小沈阳比，东北一带随便找个二人转的草台班子，都可以做到走遍天下满地知音。很多人以为二人转就是低俗的说笑打闹，不知道二人转对演员的综合素质具有最全面最严格的要求。二人转演员首先是杂技演员，主要演员都要有几样身上的绝活，而你看周立波，一上台就显出脚步虚浮，腰胯无根，根本没站过梅花桩踢过紫金冠，只是台风很好，严谨认真而已，他的舞台感是歌星级的，往高了说，已经达到了朱军白岩松的水平，但跟郭靖郭达郭德纲还差着一个京沪特快的距离。其次二人转演员都是艺术多面手，说学逗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各地方言、各种地方戏、中外歌曲从早练到晚，而周立波模仿的三代领导人都不太像，模仿费玉清蔡琴等通俗歌星倒是比较像，但这是许多普通歌迷也能做到的。他号称上海清口，实际上很多时候在讲标准的普通话，这说明上海方言作为一种艺术语言的衰落——离开普通话就不那么灵光了。在上海演出尚且如此，出了上海，首先南京和苏州这两关就过不去，至于扬州以北、杭州以南、武汉以西，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第七章 李白与样板戏（6）
第五句话，如果抛开那种比试心理，踏踏实实就做为一种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来锤炼的话，那么周立波的表演是大有前途的，也是上海人民所真正需要的。孔和尚不认为上海人天生缺乏幽默细胞——上海人本来也都是天南海北的外地人嘛——而是百年来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担负的沉重任务使得上海人难得轻松。毛泽东时代，东北三省曾经创造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产值，东北人觉得很牛。而上海一个市，就创造了全国六分之一的产值，这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也是精打细算省出来的，所以，我从来不嘲笑上海发行过半两的粮票。只要是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谁没得过上海的好处呢？如今，上海人开始休闲了，舍得花380元去听周立波而且捧周立波了，这就给了周立波一个百年难逢的契机。周立波表演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基本功要多深和会学多少方言、会唱多少戏曲，而是敢不敢批判当下的黑暗现实。二人转在北方到处受欢迎，其中确实有些低俗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二人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没有什么是二人转演员所不敢讽刺不敢糟蹋的，这就给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发泄愤怒的空间。而周立波迄今的节目主要还是一些不痛不痒的生活讽刺，特别是暗含着大力歌颂改革开放、欢喜赞叹今非昔比的主旋律，政治立场基本正确，相当于一个上海市政府的“滑稽托儿”，或者说是“政府白相人”。这一方面不能使观众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也必然影响艺术构思和创造。把周立波的节目分解来细读，几乎没有什么独创性的笑料和一针见血的包袱，都是连一些普通主持人也会的短信水平的幽默，让人稍微一乐而已，心里的感觉是“这位哥们还行”，给80分吧勉强，不给80分吧又不忍。其撞击人心的效果，非但比不了东北的二人转、京津的相声大鼓，也比不了巴蜀的龙门阵和江南的评弹，听那台下的笑声，多不够爆，用钱钟书的话说：跟着笑的居多。节目中普及一些知识当然也好，但是那种大路货的知识很有可能隐含着错误。张口闭口不离市场经济和股票房子，就跟上海高考作文题“金融风暴中的我”一样，未免也太掉进钱眼里了。如果周立波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增加针对主流文化、上海文化的批判色彩，哪怕敢于解说两句“瓮破公如瓦，闸开甲落门”的典故，则必名垂当代中国艺术史矣。
孔和尚是东北人，这番话可能会让上海朋友疑心有点不公正，那俺就引用一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的文化大师之言来助阵吧。余秋雨先生在《关于赵本山的表演》中高度称赞赵本山是“当代杰出的喜剧表演艺术家”，并总结赵本山的艺术成就有四：宏观的喜剧判断能力，准确的角色心理塑造，成功的外部体态造型，灵动的舞台行为节奏。余秋雨谈文化，好几个人给他挑错，但戏剧是余秋雨的本行，他对赵本山的这番评价，可谓是高屋建瓴，洞若观火。希望周立波不要满足于当前的本地上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