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副“痛悼孟二冬老师”的挽联曰：“为学为师无伪无华半百生涯真表率，待人待己诚心诚意千秋日月照忠魂。学弟孔庆东敬挽”。
孟二冬比我大六七岁，我读本科时，他已经是系里著名的研究生了。80年代，硕士生就已经很威风了，何况又是袁行霈先生的高足呢。北大学生都要强，低年级的喜欢跟高年级混，本科生喜欢跟研究生混，我就经常去“混”研究生的各类活动，早早结识了一批老大哥老大姐。不过孟二冬对我并不热情，他待人温厚但不主动，不像我这样，看见师弟师妹就“好为人哥”。老孟是你问他，他才回答，你冲他笑五分，他冲你笑三分，标准的儒生风范。
老孟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也上了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答辩，我是从头旁听到尾的。80年代北大的硕士答辩，条件虽然简陋，但气氛隆重得不亚于遵义会议。一群大师级的专家围攻老孟，老孟瘦瘦高高地独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不卑不亢，侃侃而论，将那些质疑和考问一一化解。最后，他用绝对温和的语调说道：“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袁行霈老师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开口道：“二冬，你再说一遍。”我们这群旁听的师弟，使劲鼓掌，非常羡慕，心想将来我的硕士答辩也能这样，何其乐哉！或许是受了老孟一点影响，我后来的硕士博士答辩，都对老师们的质疑逐一进行了辩驳，但语气却没有老孟那般温和自信也。。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五章 李银河赵本山都是英雄（4）
孟二冬硕士毕业后，去烟台大学任教几年，再回北大读博士。到我读博士的时候，还是比他低了两级。不过，所有博士党员组成一个支部，老孟是书记，他亲自给我们发放《*文选》，这样，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比以前多了。
但接触是需要“资格”的，我的资格太差，够不上老孟的境界。第一是喝酒的资格，假如说孟二冬是酒博士的话，那我连幼儿园还没毕业呢。我在整个20世纪所喝的白酒加起来，也不超过一斤。到了21世纪，全国人民都嚷嚷着孔庆东是什么“北大醉侠”，逼得孔庆东走投无路，只好舍命提高酒量，一年好歹也能喝个五六斤了。而孟二冬呢，一个晚自习，二两花生米，就能干掉一瓶二锅头。喝完面不改色，继续写论文，读唐诗。我后来多次跟老孟同桌喝酒，我一般就抿一口，尝尝味儿而已。孟二冬呢，别人不喝他也不喝，也从来不强迫别人喝。要是这一桌有人喝，就没人能够喝得过他，而且不管喝多少，也没见他红过脸——没人知道孟二冬酒量深深深几许。老孟成了全国英模后，温儒敏老师到人民大会堂去宣讲孟二冬同志的英雄事迹，我不知道老温讲了这段没有。我以为，不讲老孟的酒量，他的风采就必然黯淡一两分，他的“度量”就显示得不够充分也。
第二是玩球的资格。我是国家级排球裁判，打排球还凑合，其他球都臭得很。让我罚篮或者罚点球我还比较有把握，考试的时候我十罚十中，但真打比赛，不整进两个乌龙球就算万幸了。而孟二冬的篮球足球都是健将级的。他身材高而壮实，一尊小铁塔似的，胳膊腿都硬梆梆的，场上随便碰一下就让你疼半天。我看过他玩球，勇猛但不野蛮，以高技术和好身体取胜，威风里透着儒雅，所以赢得你心服口服。常跟他一起踢球的吴晓东、陈宝亚，后来都成了中文系教授足球队的骨干。而读博那阵，我是没有资格与老孟同场竞技的。
真正有资格跟孟二冬混在一起，是留系当老师之后的事了。我因为不愿意当班主任，就被分派当了几年的科研秘书，“政绩”还算可观吧，特别是趁机与各个专业的老师都套上了近乎。中文系一百多教员，多数都互不相识，至今我可能仍是中文系里认识本系教师最多的教师之一。特别是组织跨专业的活动时，孟二冬从来不摆架子，秘书让干啥就干啥，而且“不用扬鞭自奋蹄”，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你赞美他时，他谦逊地一笑；你调侃他时，他也不客气，引经据典地反击你两句。有一次宴会上我俩一桌，老孟身边坐了一群美女。我坏坏地说：“老孟啊，你们搞古代文学的，是不是都表面上特君子，实际上很好色啊？”老孟一本正经地说：“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的差异，可能就是有道与无道吧。”美女们听了哈哈大笑，弄得我倒不好意思了。听说最近孟二冬的事迹拍成电影了，我觉得老孟活泼智慧的一面，是应该多表现表现的。
我们一起教留学生，一起带学生去旅游考察，偶尔也一起唱歌、跳舞。天长日久，老孟的形象就定格在一个“大哥”的位置上了。但我经常不服他是“大哥”，我对他说：“老孟啊，按照韵部，我是一东，你是二冬，你应该在我后边啊。”他很赞赏我能够把韵部都背下来，所以就宽让我说：“对，你是第一，我只是第二。”我们还用韵部行过酒令，他输了喝酒，我输了喝可乐。一边出拳，一边嚷着：“东冬江支微呀，鱼虞齐佳灰呀……”别人听不懂我们嚷什么，还以为我们喝高了发疯呢。
中文系崇尚的风气是“不争”，但实际上或明或暗的竞争还是有的。而老孟似乎什么都不争，只埋头做自己的学问。他才学很大，什么都能看透，却不轻易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在人生的各方面都是出色的，那出色是靠他的勤奋，靠他的诚实，靠他的友善。他所做的，都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所应该做的，本来没有什么太值得惊异的，但就是因为当今很多人做不到了，所以孟二冬成了这个时代的临风玉树，成了这个时代的砥柱中流。当我们今天竟然把不抄袭不剽窃作为治学的底线时，我为这个底线如此之低，感到深深的羞愧。此时再看孟二冬，确实“须仰视才见”。
再后来，孟二冬去了石河子。北大跟石河子大学是合作单位，我们都去过石河子。那里天高地阔，馕香肉美，瓜甜果肥，本来是个调整学术节奏的好去处。没想到老孟竟然在那里发了病，你说这找谁说理去？他身体好，心态好，学问好，工作好，人缘好，家庭好，怎么病魔偏偏就会落到他头上？后来各大媒体展开对孟二冬的宣传时，我特意跑去很激动地跟领导提过：“千万别把咱老孟给宣传成陈景润！他的病，一不是累的，二不是四人帮*的，三不是自己憋屈的。只能说天有不测，人有旦夕，所以才令人悲从中来，无比惋惜。千万别给青少年造成这种印象——好好的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诚恳待人，最后就必然是这个下场。那样的舆论导向岂不完全错了吗？”温儒敏老师完全赞同我的看法，提出要实事求是，多讲孟二冬“阳光”的一面，讲他如何关爱学生，如何乐观看待生活，如何手术后还学会了驾车等等。我还给孟二冬发信，劝他放松，不要老写什么“寸阴是竞”（许多媒体都把这四个字写错了），而该多出去玩玩，多吟咏一些“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和“仰天大笑出门去”之类的诗句，调剂心境。我们都相信他能够把病魔抛到魏晋南北朝去，精神抖擞地重返学海，跟袁行霈老师明窗朗月之下，再话唐诗。
然而天不佑圣贤，孔子叹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老孟终于悄悄地走了。也许过些年，人们就会如同忘记大多数英模那样忘记他，只有他的亲友同事还觉得音容宛在。老孟生前不慕名利，殁后更不会在乎自己是不是“优秀党员”或“模范教师”。他自己完成了一个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人生，他即使活一百岁，也依然是这种风姿的延续。我们所感到悲伤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欠缺。正如《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所唱：“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可爱的脸庞。……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
第六章 鲁迅是恶搞的祖宗（1）
当今网络，流行恶搞，但恶搞不一定“恶”。
有些是善意的，比如给国内外领导人和大明星画漫画，取外号，比如借用经典文艺的段落或者图片讽刺其他现象，属于“新式用典”。只要不是对原来素材的人身攻击，就都属于一种艺术。看不懂这种艺术的，认为三毛流浪记和阿Q正传是侮辱中国人民形象的，则需要先补习有关文化课再说。
而有些恶搞确实是恶意的，直接篡改历史本身，把日军改成八路军，把英国警察*群众的镜头换成中国警察，那就过分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恶搞只是一种“技艺”，正如山寨文化，不能一概肯定或者否定，其价值取向只能根据具体内容去判断也。
大约十年前，网络上刚开始出现恶搞时，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孔和尚是恶搞的祖宗。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搭积木，喜欢通过拼接不同的材料，造成一个新奇的世界。因此我后来的几何成绩特别好，不论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记忆中就不曾有过做不出的几何题。我专门有一个大本子，里面都是我创作的恶搞图片，比如让小孩儿骑在老虎身上，老虎嘴里含着冰激凌等。这个本子准备三十年后卖个大价钱，养老金就解决了。
上大学后，我的恶搞转向政治讽刺，比如给自己画个脸谱，冒充某位大领导，恶形恶象的。但那时不叫恶搞，都叫“解构主义艺术”。我把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拼接在一起，就读出了另外一层含义。这样的“作品”，贴满了我的墙壁，常常是同学们观赏的对象。我读博士时，门上也贴满了这些东西。一次我在午睡，有人敲门，我说请进，却没了动静。过了一分钟又敲，我开门一看，是我的导师严家炎先生。严老师平常满脸严肃，是北大有名的“严上加严”，此时却满脸笑意，对我说：“庆东啊，你真是才华没地方用啦。”但谈完事情，临走时，严老师又说：“庆东啊，不要再弄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