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的三河发生大战时，天京附近也有激战。
张玉良和冯子材的清军部队于11月12日攻克溧水。太平军向西撤退，遭到清军伏击，全队覆没。
太平军增援部队攻击高古山，张国梁开壁迎战，率领几十名剽悍的骑兵冲锋陷阵，势不可当。各路清军跟随突进，将太平军追赶到江宁镇，捣毁几十座壁垒。从安徽小丹阳到采石矶一带的太平军营垒，全部被清军扫平。
三河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湘军头上。湘军彷佛群龙无首，各自在不同的省份作战。
田兴恕的部队仍在贵州，于11月25日解了黎平之围，向西南挺进一百五十里，进攻古州。
刘长佑的部队移驻抚州。由于疫情加重，返回湖南。刘长佑遣散病弱的军士，留下来招募新军。刘培元也因病回到长沙。
都兴阿总结三河之战的失败教训，上奏说，湘军在三河的失败，根本原因是胡林翼不在军中指挥，部队无人调度，请清廷迅速起用胡林翼指挥军事。总督官文也上疏请求。
文宗重新认识了胡林翼的作用，下诏重新起用胡林翼为湖北巡抚。
胡林翼接到清廷的命令，从家里痛哭起行，直奔武昌。
曾国藩指挥着有限的湘军，继续向福建进军。张运兰所部进军邵武。石达开所部彷佛在跟湘军捉迷藏，又从福建返回江西，分为两支。石达开率张遂谋、赖裕新、蔡次贤和傅忠信等人的部队从瑞金向西南方挺进，袭击毗邻广东的信丰，另一支太平军北上攻打景德镇。
鲍超和多隆阿的部队驻扎在安徽西南部，死死挡住太平军进入湖北的通道。他们在宿松的东北面阻击太平军，大获全胜，部队士气重新振作。
和春见湘军在安徽腹地战败，便派部队进入太平军兵力空虚的安徽南部。江长贵的部队在祁门和青阳取得战果。邓绍良率部在芜湖取胜。总兵戴文英所部又从宁国报捷。
邓绍良曾因丢失湾沚而被罢官，怏怏不乐。现在，他与戴文英一起攻打芜湖的湾沚和当涂的黄池，力战而死，但并无战功。和春命令提督郑魁士代替邓绍良驻扎宁国。
宁国的太平军失去了据点，分为两支，一支北上宣城的水阳镇，抵达雁翅和官陡门，和春派戴文英所部将他们击败。另一支太平军南下，攻占了江西婺源。
文宗决定巩固清军在安徽南部的战果，派张芾以三品京堂的职衔指挥这里的清军，又令周天受和王梦龄率部攻打江西婺源，没有攻克。
官文和骆秉章奏请清廷改派曾国藩援助安徽。当时曾国藩仍在江西建昌，闽浙总督王懿德不愿湘军北上，便上疏请求暂缓将湘军调离，留下张运兰的部队保卫福建。文宗命令曾国藩自己权衡轻重缓急，决定行踪。
石达开的部队已经从信丰北上，攻占南安，并向赣州运动。曾国藩上奏说，现在他应当援救安徽，但是江西的太平军活动在东南一带，与安徽的斜线距离有一千多里，势必无法合并。于是，他命令准备向福建进军的萧启江所部，改援江西南部，派张运兰和吴国佐攻打景德镇。
曾国荃已经回到了湖南，命令部将朱品隆的部队作为亲军，跟随曾国藩驻扎建昌。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8年，咸丰八年（16）
占据景德镇的太平军牵制了湘军的大量兵力，曾国藩的谋士们建议迅速加以打击。曾国藩派张运兰和吴国佐率部去进行这次作战，自有他的考虑。吴国佐是左宗棠提拔的将领，出身为童生，弃文领军，经左宗棠奏请，清廷给予他主簿的官阶。张运兰累积战功，被提拔为道员。
按照湘军的制度，营官中没有隶属关系的，就不论等级，都是平起平坐。统帅部队的将领，哪怕只是个九品官，而他下面的营官和哨官的等级高达一品二品，也要对他惟命是从。张运兰号为大人，吴国佐的部属也称吴国佐为大人，与之匹敌。吴国佐喜欢谈论军事，张运兰笨嘴拙舌，言语木讷，但以老将自居，素来与吴国佐不和，又因为金溪作战失约一事，互相抱怨。曾国藩命令他们一起攻打景德镇，是想要他们同舟共济，培养协作的精神。
进入秋季以后，捻军进入山东，包围单州，攻打金乡。胜保派总兵田在田和提督史荣椿防守曹州与兖州。他认为清军在河南的战守很不可靠，又增设归德镇总兵官，派总兵邱联恩驻扎鹿邑，派朱连泰出兵驻扎安徽亳州。
捻军遭到阻截，从山东返回河南商水以北的周家口。这里濒临小氵隐河，是颍口的商驿通道。捻军大举劫掠而去，势力更加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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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从湘乡回到江西之后，在建昌大营期间，写作了脍炙人口的《爱民歌》，要求湘军搞好军民关系。
湘军的军士都是朴实耿直的农民，曾国藩从乡村的实际生活和道德伦理观念入手，要求军士们将心比心，来体谅百姓的苦衷，照顾百姓的利益。
《爱民歌》提出的要求只有三条，却写了四十句。每一条都有细致入微的解说，反映出作者对乡村生活和军民关系的观察，是无微不至的。同时，他非常了解手下那些农民军人的心理，知道他用温和的口气讲明这些道理，就一定能够打动他们的心。
第一扎营不要懒。
这个不要懒，首先要求军士们不要贪图方便，随便乱拿百姓的财物来修建营垒。不要拆卸人家的门板，不要拆房搬砖石，不要踩坏庄稼，不要打鸡鸭，不要借用锅碗。
其次是不要拉民夫来为部队做工，也不要闯入民家去吃饭。
最后，就是要照顾百姓的方便。不要筑墙截断了行人的道路，不要到人家坟地上去砍树，不要从养着鱼的池塘里挑水，凡事都要在百姓的利益前面退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
这是要求部队在行军宿营时不要侵犯了百姓的利益。曾国藩要求部队扎营都住自己的帐篷，不要进占城市的店铺，不要进驻乡间的村庄。不要高声喧哗，不要推开挡道的路人。扯菜喝茶都要付钱，更不能强迫百姓来搞搬运。
对于拉夫这一条，曾国藩特别叮嘱军士们切不可为。他说，你把别人家的男人拉走了，一家人都会哭哭啼啼，母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眼泪都会哭干。而地保也会趁机从中敲诈钱财，把任务分派到各团和各都，有人派人，无人派钱，没钱就把骡马和猪都牵走，闹得鸡犬不宁。曾国藩夸张地说，这样一闹，连水塘的鱼也会吓死几条。
第三号令要严明。
最后这一条，是要求军士们遵守与百姓有关的纪律。他禁止军士随便出营，因为出营就会学坏，就会为害百姓。军士无事出营，不是讹诈钱财，就是调戏妇女，或者邀集流氓地痞去喝酒。喝醉了碰到百姓就打，遇到店家就发火。百姓出了血吃了亏，还不敢声张，又怕军爷不高兴，赶紧拿钱去赔罪。
为了百姓能够安宁，曾国藩要求湘军军士服从号令。陆军不许出营，水师不许上岸。在家做良民，从军当好兵。他说，不抢不淫，是官军与贼匪的根本区别。如果官军也淫抢，就跟贼匪没有两样。这种丑名声传了出去，百姓会心酸，上级会皱眉。上司不发军饷，百姓不卖米盐，湘军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爱民的军队大家都喜欢，扰民的军队人人都讨厌。军民如一家，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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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冬天，湘军阵营里又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安徽庐州人李鸿章加盟湘军，为湘军今后的发展和延续，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李鸿章一生中最为庆幸的一件事情，也许就是他在1845年初次会试落榜后，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1858年，咸丰八年（17）
曾国藩当时身患肺病，居住在北京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人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一条“经济”，也就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李鸿章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和帅远铎等人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曾国藩在家乡奉旨办团练，李鸿章也于1853年跟随吕贤基回乡办团练。曾国藩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函告李鸿章，对这位弟子寄予殷切的期望。
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李鸿章结束了为时五年的团练军事活动。
李鸿章在本年携带家眷逃到南昌后，寓居其兄李翰章处。冬天，他本人投奔曾国藩设在建昌的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这一年，李鸿章三十五岁，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
时值李续宾三河战败之后，湘军急需补充人才。曾国藩对于李鸿章入营襄助，是非常欢迎的。但他深知这个安徽弟子自恃才高，年轻气盛，锋芒毕露，遇事沉不住气，真要独当一面，需要经过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湘军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和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才肯用餐，便逼着李鸿章起早床。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告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曾国藩大谈“挺经”。
曾国藩如此苦心孤诣，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