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腾鸿频频打败增援的太平军，创造过以三百人打败一万太平军的经典战例。他在瑞州城外挖掘的长濠，将太平军困在城内，无法出城。这些濠垒，根据测算，抵得上几万人的劳动成果。城内的太平军知道情况危急，拼死突围。
1857年，咸丰七年（13）
刘腾鸿被胡林翼催急了，于8月29日亲自率队争夺南门炮台，然后扑向东门，捣毁城楼。冲锋时，他身中五颗子弹，被抬回军营，卧床不起。
第二天，他叫人抬着他上前线指挥攻城。军士们知道刘腾鸿对瑞州志在必克，争相上前，以死拼搏，将台垒全部攻破。眼看着部队就要登上城墙，守城的太平军奋力反击，开炮阻击，弹如雨下，一颗炮弹飞来，洞穿了刘腾鸿的左胁。刘腾鹤跑过来探视，只见哥哥勉强睁开眼睛，对他说：“攻不下这座城，不要为我收尸！”
军士们听到主将的临终遗言，含着泪水，冒着炮火登城，把顽强抵抗的太平军斩杀一大半，趁势进占瑞州。太平军残部奔向临江，被刘长佑的部队拦住。
傍晚，湘军清除道路，打开城门，把刘腾鸿的尸体迎到城内治丧。目睹当时情景的人，莫不认为刘腾鸿死得悲壮。
清廷得到报告，决定对刘腾鸿按照道员的规格给予抚恤，予以骑都尉世职，并在瑞州修建专祠，给予他的父母正四品封典。后来曾国藩又追论刘腾鸿的前功，清廷另有嘉奖。
刘腾鸿的弟弟刘腾鹤也是一员猛将，一直跟随刘腾鸿，率领中营。刘腾鸿死前几个月，刘腾鹤就在攻城时重伤了左臂。刘腾鸿叫他回家，他不答应。刘腾鸿战死瑞州城下以后，刘腾鹤一边哭号，一边指挥作战，取得攻城的胜利，后来一直率领兄长的旧部。
刘腾鸿在湘军将领中地位最低，但名声最高。考察他的作战谋略，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攻城而论，靠着强力拼死攻打，也并非将帅之道。然而，他临死前所说的那句话，使士卒们能够舍生忘死，大家拼死冲锋，如同要报私仇，都是为了完成长官的心愿。死后还能使部属拼死效力，恐怕是连塔齐布与多隆阿也办不到的。
刘腾鸿虽然死了，但他的部队仍然以精兵著称，名声不衰。凡是曾经跟随刘腾鸿作战的人，都佩服他的勇敢。王辏г巳衔谒邢婢熘校拿残沓死钚觥�
清军丢失了进贤，南昌受到直接的威胁。巡抚急调兵力增援。浙军李定太所部于9月1日攻克进贤。
抚州的太平军见北面再次失利，便分兵北上，攻打安徽的徽州，以便打通一条退路。太平军北进顺利，清军将领毕大钰战死婺源。
大约与刘腾鸿死战瑞州同时，蒋益澧和江忠濬的部队在广西取得了进展。他们的部队打败了起义军的援兵，兴安城内的起义军不敢抵抗，弃城向南逃跑。蒋益澧率部于9月5进占兴安。
兴安和灵川的起义军残部，与平乐的各路会党会合，进入府城死守。骆秉章增派黄辅鼎和萧荣芳率领八百人进军恭城，与蒋益澧和江忠濬的部队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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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腾鸿的死，是江西战局残酷的一个缩影。在他死后不久，战争又吞噬了大批人的生命。
王錱的部队于9月2日进攻林头，太平军丢弃壁垒，向南逃走。王錱回师，驻扎在崇仁和宜黄之间。由于暑热难当，转战劳苦，病疟缠身，王錱放弃了进军吉水的打算。太平军乘虚火速向东推进，攻占乐安，杀死知县靳丹书。王錱回师救援，太平军已经撤走。
几经折腾，王錱的病况加重。
王錱于9月21日在乐安病逝，终年三十三岁。他和刘滕鸿这两员湘乡大将相继死去，使湘军无法在短期内扭转江西的战局。
王錱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他跟随老师罗泽南创建了湘乡的团勇，本来在湘军中应该享有更高的地位。曾国藩在衡州开始操练湘军时就对他颇为倚重，把他比作西汉时的雄豪刘琨和祖逖。
当时王錱倒也没有什么野心，自觉出身太轻，过早地出来承担重任，必然要煞费苦心。他写信给曾国藩，要求回乡做学问。曾国藩加以劝慰，要他增募勇丁。王錱想为学友报仇，为自己多募了勇丁。没想到，两人因此事发生矛盾，导致王錱仕途不顺。
左宗棠却看好王錱。他参赞骆秉章的幕府后，赞成骆秉章重用王錱。王錱采用类似于现代特种部队的魔鬼训练法，命令士卒把铁瓦绑在脚上，练习跑步。用沉重的器械勒住士卒双臂，锻炼臂力。
王錱重视练习，更重视训导。他要求副将们研习阵法，对军士们严加训诫，三令五申。他讲究队伍的分合，要求阵势变化时行伍不乱，这样才能以少胜多，以静制动。
1857年，咸丰七年（14）
王錱修订了原来的编练制度，撰写《练勇刍言》，分为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五篇，加以阐述。还撰写了《阵法新编》，强调练胆和练心。他变通古人的成法，认为要以定制变，以整齐和闲定来战胜剽悍，并让副将们实际操演。
王錱还注重提高普通士卒的文化水平，教军士们写字读书，每天讲授《四书》和《孝经》，引经据典，阐明大义，言语生动，比喻贴切，听讲的军士一个个潸然泪下。夜幕降临，王錱的军营中总是传出一片诵读之声，仿佛是一所夜校。
每次出战之前，王錱总是召集副将们团坐一起，指着地图，向大家分析，敌军会从哪里出入，我军要从哪里出击，然后要求每位将领都说出自己的看法，还提问质疑，把问题都谈透了，才敲定作战计划，分派任务。违反命令者，严惩不贷，军纪森严。
曾国藩知道王錱不会为自己所用，也知道自己无法调摆他，便写信给骆秉章说：“璞山是个勇敢的将领，如果归我督带，就必须听我的指挥。如果不归我管，我就不能带他同行。如今大局糜烂，我不是要仗自己的官大而压制别人，也不是妒忌别人的才干和功劳，只是担心一名将领不听指挥，其他将领也会仿效，部队离心离德，怎能打胜仗呢？如果听任璞山自成一军，骆公最好先行奏明。时世大乱了，纲纪却不可乱。”
左宗棠看了曾国藩的信，笑道：“涤生每次感叹人才难得，我都暗中偷笑。涤生问我为什么要笑，我说：‘你的水陆大军，有一万多人，却说无人，难道这一万多人都没用得上的吗？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较能干的，我让他做其他九个人的头，那九个人必然无话可说。依此类推，千人万人，都是如此。’我所用的人，都是涤公没有用完的，或丢弃了不再起用的，王璞山就是其中之一。涤公见我用了有效，他又往往发现了他的长处，想用一用了。然而涤公丢弃的人才，岂不是太多了吗？”曾国藩听说了这番话，也无以为答。
左宗棠爱屋及乌，也重视王錱手下的副将。左宗棠后来出任湘军大帅，虽然王錱己不在世，但他把王錱生前训练的副将们全部网罗到属下，又让王錱的堂弟王开化主管营务处，行军布阵，都遵循王錱定下的规矩。他的部队善于使用城墙、梅花和大鹏等阵法，抵御强大的骑兵，都是继承了王錱的遗产。
王錱1854年在岳州落败，羞愤难当，自杀未遂。曾国藩骂了王錱。但紧接着曾国藩自己就在靖港大败，也是羞愤难当，投水自尽，被人救起。这两个互不买账的湘乡人，遭遇是何其相似！
骆秉章始终护持王錱，罢了他的官职，却不夺他的兵权。王錱则痛念这次失败的原因，深求万无一失的致胜之道，大有心得。此后听从左宗棠指挥，致力于湖南的防御作战。他的部队不过一千人，在省内奔波，常常几天吃不上饭，靠着精神的激励，转战于湖南与两广交界的崎岖山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孤危百战，坚持了三四年之久，阻止了各路会军进入湖南的脚步。由于战功累累，得到了按察使的官衔。
在这几年里，曾国藩被困江西，分军四出，屡为石达开挫败，与历届巡抚闹得很僵。御史萧浚兰陈述江西军务被动，文宗下旨责问曾国藩。
在这时候，王錱却为曾国藩说好话。他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信说，曾国藩心事犹如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性情刚正，不屈不挠。他的作为顺利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然后，他写信给身在江西的曾国藩，对自己疏远曾国藩表达了歉意，并将曾国藩引为知音。他说，世上有人表面上没有来往，其实神交于千里之外。不但俗人不能理解，即便是一些有识之士，也只看到表面，察觉不到他们的内心。他几年来南走五岭，北奔洞庭，很怀念在衡州与曾国藩在一起的日子。
曾国藩读了这封信，心下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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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回家为父亲守丧期间，江西的湘军处在惨烈的激战中。李续宾进攻九江，刘腾鸿和李续宜围攻瑞州，刘长佑和萧启江图谋临江，黄冕和赵焕联攻打吉安。这些部队屯驻在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屡次作战，胜败无常，良将一个个死去。于是左宗棠为骆秉章起草奏章，说石达开在太平军的大将中以计谋见长，能够收复民心，在部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每次作战都挑选死士，给予丰厚的报酬，收为亲兵，多至几千人。临阵时让别的部队打前锋，而将死士放在后面督战。前锋战败，便派死士赴援，往往转败为胜。胜利时将精锐全部派出去掩杀，官军往往一败涂地。驻扎时忽东忽西，突隐突现，打乱官军的谋划。行军时忽慢忽快，或合或分，寻找官军的空隙。对于这样的敌人，只有派出王錱的部队，才能将他制服。
1857年，咸丰七年（15）
文宗批准了骆秉章的建议。于是王錱挑选出三千名精锐，对他们说：“持之以小心。出之以多算。严申号令，明示赏罚，屡胜而气不敢骄，无贼而备不敢弛。禁骚扰以收民心，作忠义以邀天眷，让功能以和诸将。以此众战，其有济乎！”
自从本年4月份出兵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