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从南京去时，乘的是太古公司的轮船。绝大多数的乘客是外国人，英国籍的船长、船员及多数的乘客知道父亲是“军政要人”，总是特邀父母亲与他们几位外国官员同进晚餐，表示敬意。父亲一路上与他们以礼交往。但抵九江后父亲就对秘书说，启程前他不知道是乘外国公司的船，中国人在自己国境内乘外国船是件耻辱的事，回程时及以后必须只乘中国船。后来我们往来南京九江间就乘招商局的船，尤其是“长兴”轮。它的设备及服务虽达不到外国船的水平，但父亲觉得愉快得多。
父亲很欣赏长江水上及两岸的风光，喜欢在甲板上散步，常与其他旅客坐在帆布椅上谈时事或下象棋。有一次在回南京途中的傍晚时分，他带我去船尾看江景，那时落日红霞正映在水面上，几只白鸥翱翔在不远的江天，他知道我在学校的国文课刚读过《滕王阁序》，就要我与他共韵其中写景的一段。他那恬静的风采和深情，70年后犹如在眼前。
登 山
每次登庐山时我家总要雇十几乘轿子抬人和箱笼，还有几位挑夫挑较轻小的行李。乘轿的主要是我的祖母、母亲等女眷和年幼的孩儿们（通常坐面对面的双人小藤轿）。身体够健壮的男人及较年长的男孩们则和父亲一道步行上山。
那时庐山的山路多是仅仅几尺宽的沙土或碎石铺的崎岖小道，顺着山势蜿蜒上去。当轿子行至极陡窄的拐弯处时轿椅常转到路外面，凭空下望几十尺的悬崖，十分可怕，我头几次很紧张，只好闭紧眼，但每次轿夫们总能很平稳地慢步转过，我以后也就坦然些。当行到这些看不见对方来轿的转弯角时，走在最前面的轿夫必先高唱“两靠”，后面的轿夫们就立刻和唱响应。唱“两靠”时有一定的抑扬节奏韵调。当几十乘上山下山的轿队在山谷内相遇时，双方前后呼应的短调歌声回荡在谷中，很雄壮动人。
登山全程最难走的一段有大约100多级极陡的石级，叫做“好汉坡”。每次到达此处时，父亲总要同我们有一场比赛：谁首先到达坡顶可赢一瓶汽水。（父亲自己虽尽最大努力从未得过奖，获头名的多是十五六岁的堂、表兄们。）上“好汉坡”是轿夫们最艰苦，也是乘轿人最惊恐的一段路（其实下山时更可怕）。所以每次抵坡前时，我母亲、小孩和女仆们都下轿自己走，可是祖母及婶母们因为幼年缠脚行动不便和高年的亲友，只好缩在轿内度此难关。
八福山
1929年夏天，父亲在牯岭租下八福山顶端路尽处的一幢房屋给家人避暑。房前谷边建有七八座公共网球场，打球的多是外国青年。一天，有位中国网球健将在球场的表演非常精彩，父亲叹赏备至，马上开始学习，作为他健身养性的活动。我那时仅7岁多，也拿着一个大球拍跟着瞎打。想不到从此开始，网球成了我终身喜好的运动。
我们在八福山度过3个夏天，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那里的云雾和雷电，可能是地势和地形的影响，每隔一两天就有一阵浓厚的云雾漫入山下谷中，围绕住八福山及附近几个小峰，使它们变为云海中的群岛。几乎每星期会碰上一次含水量及电荷特高的云层和它带来的雷雨。雷雨来时，窗外全是汹涌翻滚的云涛，每隔几秒钟就发一次霹雷，刺眼的电光和震耳的炸声响彻屋宇。大块花岗石建的外墙及玻璃门窗在炸波冲击下颤抖不已。我们小孩躲在床上被窝里，堵着耳朵，闭目屏息，父亲当时虽曾安详地告诉我们屋顶已装有“避雷针”，我们在屋内很安全，但这些话语没有起多大作用！
洋街32号
大概是1931年的夏天，我们租下了当时叫“洋街”的第32号房屋。那屋有相当大的地面，处于山坡上树丛中，居高临下，有辽阔的眼界。地界内左边有一条几米宽的山溪，潺潺下流。前面临街有一道1米多高的石墙，街对面是一家外国人办的游泳俱乐部，据我的记忆，这屋本属于一个外国传教团体，为他们夏令休假之用，它相当陈旧，透风漏雨，房间不多。我们在南京及上海两处的家人合一，加上办公的秘书，显然住不下。再则父母亲觉得年年租房不方便，就将洋街32号买下，请来建筑师设计重建。工程似在1932年夏间完成。依着屋子左面筑了一间小屋，内装一套小型发电机供应电灯用的电力（这小小“电厂”离几家邻居不远，它的柴油发动机开动时发出一些噪音，父亲就严嘱每晚发电时间限于2小时，免得干扰邻居）。父亲还依特殊地形，请人在靠近街边的溪涧内围造了一个椭圆形的小游泳池，溪水直接流入池内，充满后又从一小石门溢出，再回至溪涧向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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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朱培德在庐山（2）
我们在“32号”新居度过了4个夏天。父亲来牯岭“休假”时，每天的生活多有一定的规律，几乎每天清晨要办两三小时的公务。较年长的子侄们也在晨间做学校的暑期作业，每晚由父亲或母亲检查。下午就几乎全在屋外活动，主要是游泳，父亲自己从不会水，过去在两广作战时曾落水2次，幸被人救起，所以有“怕水”之症。当游泳池完工后他就决定要与小孩们一起学游泳，特请了街对面俱乐部的一位老教练来教我们，一两天后父亲与孩子们就能浮在水上，“扑通扑通”地乱游起来，一两星期后就都能较平稳地游来游去。那时我母亲看了很觉兴奋，也就跟着学会了。父亲觉得他终能革故鼎新除他有生惟一的“怕”，高兴之至。
父亲如公务不太忙，会带我们步行出游。较远的景区，如黄龙寺、三叠泉、五老峰等地都是常去之地，需早出晚归。记忆最深的是，1935年我们在五老峰某峰顶上遇到的一位道人。他神情自若地站在峰巅旁突出的一条狭长的岩石尖端上，脚下是两三千尺深的山谷！他很精瘦，双目炯炯有神，皮肤呈棕色，长长的黑发披在肩背上。父亲后来与道人交谈，方知他是云游群山的“隐道士”，以天地为家，风云禽兽为侣，采壁上长的野菌及果蔬为食物，吸饮岩缝流出的泉水解渴。与道人辞别的归途中，父亲一路少言。次日谈起这奇遇时，他感叹不已。翌年我们再到此峰时，那位“隐道士”已不知去向。
1936年我们在庐山时，父亲正在华南奔走，处理“两广事变”。有一天，我特别想念他，就写了我有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他的信，请他务必在我们下山前来休憩一会。想不到信很有效。一周后他来电说将抵牯岭。那天下午，母亲带着我们去牯岭边界，在登山路的最后一段等他。父亲按时在远处出现了，他信步登上石级，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父亲瘦了不少，面色发黑，他说是在广东时晒黑的，在那里中过暑还未完全康复。他在庐山仅仅住了一个星期，游了几次水，去五老峰一趟后就偕同家人下山回南京。
离山时，父亲万万不会想到，他就此与庐山永别了。
（朱维亮：美籍华人，原国民政府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之子，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高级工程师）
（本文照片由朱维亮和张雷提供）
营救美国飞行员（1）
文/张 劲
1944年8月17日，援华抗日的美14航空队——飞虎队一架B－25型406号轰炸机，轰炸武汉日军返航经九江上空时被日军炮火击中，机组人员全部跳伞。
7人都降落在现庐山西麓金桥村孔家山一带，蔡姓村民迅速将7人交给星子县流亡政府领导的反敌行动二中队保护。投弹手泰德·凯文尼因跳伞时右腿中流弹负伤，村民及时地给予了包扎。
8月19日，二中队将7人转移至山南庐山垅垄中大队部秘密隐藏起来。并严禁他们露面，以免暴露行踪，引来日伪军的搜捕。一天7人不听劝阻到户外玩耍，被汉奸发现招来一场小型战斗。大队副钱某又将7人转移至他家后山的熊村一间土屋内进行调养。此时泰德因伤口发炎肿大，大队副的亲戚还做了一双大布鞋给他，一日三餐晕素皆全，他们喜欢吃西红柿，游击队员到处购置保证供给。悉心的护理使飞行员们的身心得到了恢复，并与游击队员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8月20日钱大队副派人向我的父亲、时任星子县县长的张国猷就飞行员获救事作了报告。家父鉴于前任营救飞行员失败反遭日寇杀害的教训及日伪军疯狂的搜捕，作出了尽快将7人秘密安全送到流亡政府所在地杨家山的决定。并对护送行动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下达了4点指示：1．不惜代价绝对保证飞行员的安全，护送及安全由钱部执行；2。从神灵湖渡口偷渡或强渡鄱阳湖；3。准确掌握日伪军巡逻艇过神灵湖的时间，必要时可买通日伪军，减少偷渡或强渡的风险；4。行动时飞行员一律改穿便装，渡河后立即赶到杨家山，沿途各游击大队全力配合行动。
8月22日信差带着赶制的圆领衫返回垄中复命，并传达了县长的指示。钱部接令后立即着手执行，通过买通日商酒井得到了日军水上巡逻的准确时间表，果断决定26日始偷渡。
8月26日，行动队伍分两路出发，沿庐山垅崎岖山路翻越汉阳峰至项家小憩后，28日晚7时自项家出发，10时抵观音桥，深夜至神灵湖渡口。队伍隐蔽在湖边苇丛，日军巡逻队一过，护送队伍分乘两条渡船，穿过寂静、漆黑的湖面，迅速向对岸无声地划去，半小时后顺利靠岸。飞行员们下船后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躺在沙滩上淌着热泪。
29日凌晨到达指定地点——都昌陈浪，与迎接人员会合，天亮后护送队伍又抬着飞行员们赶路。天气十分炎热，能走的飞行员都下轿步行，泰德因腿伤未愈仍没下轿。下午5时许，队伍安全到达杨家山，县政府官员和百姓放鞭炮夹道欢迎，村口挂着“欢迎盟军”的横幅，墙上贴着由不满10岁的我张贴的英文标语“欢迎飞虎队”等。
8月30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