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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妈妈理解，为了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我重复道：“妈，我是认真的。跟我住一起可不是个办法。不过我保证，我会为你找个好地方让你住着。我会经常去看你，保证你过得很舒服。相信我。”
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却发生了，妈妈死了。而爸爸，最可亲又最无助的一个男人，却求助于我，要我给他一个恩惠，“我能跟你一起住吗？”
善良温和的老爸啊，他从来没有向别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来不干涉别人或给别人提过建议，他把能给予孩子的最纯粹的爱给了我。我怎么能够拒绝他这唯一的要求？
原谅我，上帝。我能想到的却是，如果爸爸搬来一起住，我的生活就算完了。妈妈总是对爸爸百依百顺，我也会的。出于内疚、爱和过度的责任感，我会付出一切，不再有自己的生活。我会成为妈妈那样的人。
迈克尔站在我身后，“当然你爸爸希望跟你一起住。你妈妈在世的时候，你们一起度过的都是好时光。你带他们去跳蚤市场，带他们去吃热的五香烟熏牛肉，你开车带他们出去转悠，给他们买羊绒衫。不是都让大家很高兴吗？不过那是一年两次而已，住一起却是每天的事情。”
如果是妈妈的话，事情就简单了。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让妈妈跟我同住的，我们两人过去动辄争吵。我从未想过会拒绝爸爸跟我们住到一起。妈妈本应比爸爸活得长，她身体强壮，好像坚不可摧，爸才是病弱的那个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个好女人去了 2000年10月21日（2）
晚上临睡前，这件事情又被爸爸提起。这次他哭泣着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是仔细想过的。他跟我恳求道：“我给你十万美元。你可以在你家房子边上再建一个房间，我可以住在那儿。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还能为你们跑腿办事，我给你们做晚饭，帮你们把要洗的衣服送到洗衣店。我不会给你们带来一点儿麻烦的。”
我发誓，这是他的原话。我父亲祈求我别让他忍受孤独和恐惧。这个给了我生命的人，这个让我始终受到他钟爱的人，这个跟我母亲一起，起早贪黑，在他们简朴的布匹店卖窗帘、沙发套，给我提供了他们自己没能得到的机会的人，这个不知道怎么使用微波炉、不会熨衬衫的人，这时候却在乞求能够成为我的仆从。而我，完全有能力照料他，有温馨的家和体贴的丈夫，正面临着考验。我发现自己作为女儿并不够格。
我是不是太过自私，渴望自己的个人空间，认为只有自己的生活质量才重要？我是不是不够好？我能不能让爸爸住在一家养老院，自己还能做他体贴的、操心的、一如既往爱他的女儿？我能不能又做一个好女儿，又不让自己付出的牺牲太多？
“不，”我坚持道，“你不能跟我住一块儿，爸爸。我很爱你，我也欠你的。不过那样对我来说可不行。”
爸爸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
这是我此生最难的一次谈话。
原谅自己
这封电子邮件是这么写的：“亲爱的斯普林博士，我参加过你关于原谅的讲座，对你提出的照料老人的建议很感兴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么？如果女儿把爸爸或者妈妈送到养老院生活，她能够原谅自己吗？即使这个孩子确信，她的爸爸或妈妈是无法生活自理的，即使家里所有的人和朋友们都百分百地支持她把爸爸或妈妈送到养老院，她仍然会对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感到极度痛苦，备受强烈的内疚和自责的折磨。而实际上这家养老院条件不错，照顾老人也很周到。”
我回复道：“亲爱的米歇尔，你描述的是一个不能原谅自己的孩子，即便她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且不说她没有任何恶意。她恨自己，是因为自己放弃这种挣扎，因为自己退出，因为自己没有做出更多牺牲。做父母的会抱怨说：‘我在这儿做什么？我想回家，我想要我原来的生活。我不能跟你住一起吗？’孩子因此就又会谴责自己。
“如果这个孩子故意冤枉了某人或者违背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她感觉内疚，那是正常的、应该的。内疚就像叫醒人的闹铃一样，可以让人做得更好，或成为更好的人。但有时候内疚感与引起内疚感的事情却不成比例，是缘于一种过度的责任感，爱和自我否定混淆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孩子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自私，她往往会变得抑郁低沉，甚至会讨厌自己。
“原谅自己，就需要这个孩子能承认自己冤枉了父母，并重新审视她所带来的伤害。但原谅自己也要求她能把给予好朋友的温和而耐心的理解，也同样用于理解自己。她或许可以问自己：‘如果我喜欢并尊重的一个人告诉我，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她把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送到了养老院，那我会如何反应呢？难道我会严厉指责她吗？’照顾父母的子女需要回击那个刺耳的指责，那个指责自己不好的声音。指责自己不好，是因为自己感觉如此束手无策，是因为渴望自己的个人空间，关心自己的个人需求，并且相信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是重要的。
“原谅自己，也需要她重新找回自己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还要欣赏自己所做并继续要做的那一切有益父母的事。她不仅必须认识到自己哪里做得不够，也要认识到她是怎样竭尽所能让父母生活得安全、舒适，而且幸福。
“事情不是绝对的。一个人能够做一个好儿子、做一个好女儿，同时还能做到不过分牺牲自己。一个人既能同时保护父母、对他们充满爱心，同时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一个人可以把父母亲安顿到养老机构，同时仍可以做体贴的、操心的并深爱他们的孩子。”
葬礼 2000年10月24日
阴冷暗淡的一天，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的洛亚蒂宅公墓。几位近亲和邻居偎依在一个帆布挑篷下，不让冰凉的细雨淋着。爸爸是他这一代人里最后一个了，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去世。父母的朋友们大多住在佛罗里达——没有人会来北方参加一个葬礼的，除非是自己亲人的葬礼。
坐在前排中间的是爸爸。他坐在一把不牢靠的折叠椅上，眼睛盯着妈妈的棺木。几十年里，爸爸经历过一次次胸疼、一次次癌症的恐慌，都是妈妈照看着他走过来的，这个壮如公牛的女人，从不察觉自己的苦痛。如果这个世界还有道理可言，今天应该是她在这里哀悼他。
不久前，我逼着她去看医生。她卧床不起已经一段时间了，这在她是很不常见的。她坚持说，自己最大的痛苦就是慢性便秘，吃几片药就会好的。但是她抽了一辈子烟，终于影响了她的身体。六星期之后，她去世了。
我们的家庭拉比伊瑟利尔·斯坦恩把一条黑缎带别在爸爸胸前，把缎带抚平。他同情地看着爸爸苍白、泪发纷乱的面庞，说道：“伴随着挚爱就会有重大的损失。深爱一个人，就一定会在失去时深深地痛苦。”
妈和爸是在年近三十的时候订婚的。那是1944年，《卡萨布兰卡》当选最佳影片，电台里天天播放的是宾·克罗斯比唱的“我会去看你”。爸爸应征入伍后，在队伍开拔到菲律宾之前，妈妈会不顾路途遥远，乘火车去找他，跟他共度周末。只有爱情才会让她如此大胆。战后他们结婚了，除了爸爸住院期间，她从没有与爸分开睡过，五十四年中一次都没有。
多莉和路易，他们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就像马和车一样。妈妈是马，爸爸是车。妈妈经营布匹店，爸爸和顾客们闲聊。她总是创造奇迹，让病歪歪的爸好好活着。他是那充满感恩的病人，无惧死亡。妈焦虑的时候会熨烫衣服或者喷药杀灭厨房的蚂蚁，爸焦虑时会去打高尔夫球或钓鱼。妈妈很少批评他，爸爸很少抱怨。她给他做包馅儿的卷心菜，他报之以微笑。她铺床叠被，他会吹起萨克斯管，让她的心中填满音乐。她说话，他倾听。唯一一次我看到他领着她的时候是在一次舞会上，那次，他让她感觉自己就是他美丽优雅的心上人，他的多莉。
雨滴打在一个生锈的垃圾桶上，桶里已经漫溢着丢弃的塑料盆和枯萎的花，距离坟墓只有几步之遥。妈妈一定会苦恼的。她要在这里度过永生，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地方啊！一块平坦、长满乱草的地方，没有一棵树，周围是链条拴起的栅栏。四十年前他们买这块地的时候在想什么啊？我想一定很简单，就是希望在家人和朋友身边呆着，直到永远。
妈妈被放到墓穴里。我铲起一锹土，放到她棺木上，完成生者埋葬死者的义务。我给她选的是一个精致而不花哨的棺匣：如果再奢侈一些的话，她一定会不高兴的。“简，钱要存着以备不时之需。”她会说，“会有那种时候的。”
我的感觉？焦虑多于悲伤，遗憾多于爱。妈妈忙着经营我们的家、经营商店，没有给我多少时间，尤其是那种我渴望的个人时间。她养育孩子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提出建议，可常常听起来却像是批评。我想要一个朋友能一起出去玩，需要一个鼓励我、因为我而快乐的人，但是她期望的只是我不要增加她的负担。大部分时候我做到了。
雨下密了。爸爸蜷缩在他深色、有羊毛里衬的风雨衣里，昏眩得连泪都流不出来。妈为爸什么事情都做了，他就是她的使命，她的任务。现在他成了我的使命和任务了。今天我面对的挑战是：到爸的身边去，但是不能被他消耗殆尽；向他表露我对他的爱，但又不放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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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 2000年12月10日
爸爸回佛罗里达去了。我想把他留在康涅狄格，离我近些，但他坚持要回到他在戴尔瑞海滩的公寓房。谁能责备他呢？如果不能跟我一起住，他想回到阳光下。为什么要将老骨头放在新英格兰的呼啸冬天里呢？为什么要放弃游泳衣而穿起长靴戴上手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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