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过审判后只有于洪杰和杨万春被判处死刑（韩立军已死亡，其它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强奸（3）
在6·16案件中，8 名犯罪分子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作案时间里，残忍地杀死了27名无辜者，这27人中有75岁的老人，有两岁的婴儿，男性19人，女性8 人，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司法界，震惊了高层领导。而从6·16案件到邓小平同志签发的7·17指示（当时严打斗争的领导机构都称为7·17指挥部）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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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麻袋人民币被骗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这种顾虑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了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王副局长末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朱科长三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款子带齐了？”
朱科长点点头，用手一指，说“因为都要旧票，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你看，整整两麻袋呢？”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赵全一从兜里拿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写了一张白条，送给中年人。
“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朱科长不大放心。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他无法交代。赵全一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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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1）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头上，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现这是—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装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装了。哪位要是同通报的体貌特征相似，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也会背后指指戳戳，见了面熟人当生人瞅。有几位更倒霉，被当成嫌疑人让公安局审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后排除嫌疑接受赔礼道歉。
一条条可疑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总到公安部门，经过甄别分析、查实，又一条条排除了。虽然“赵全一”还没有落网，但是却顺带破获了许多陈年旧案。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
案子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侦查员们一个个忧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儿呢？
技术部门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的鉴定确认：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表明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罪犯开具的空白收条上签的是“赵金一”，而非“赵全一”，估计罪犯可能习惯于写“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根据这些情况，侦查人员经过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经细致查对，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为此，专案组人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
在档案室里，几十个人在紧张地工作着。
刘文科长认真地查看着，因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条”上，使他很感兴趣的那个“￥”字，今天他想从这里查到它的出处。因此，他对每一份文件都不轻易放过，但翻阅了上千种文件，还没有找到这个“￥”字。
接着，他们又查到，对外贸易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所用的格纸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刘文科长认真地翻阅了报告内容，扫兴的是里面并没有那个“￥”字。
但专案组人员还是来到外贸部。很快他们就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恰巧这时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