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民族同化”政策。
要“联邦”还是“邦联”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以后，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联邦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实际上，像南斯拉夫联邦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既存在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大民族主义；也存在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同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大民族主义，也有斯洛文尼亚的“经济民族主义”、波斯尼亚的“文化民族主义”和马其顿的“地方民族主义”。它们的要求和表现形式虽不一样，但都把矛头指向联邦。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科索沃自治省、波黑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等地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恶性发作，严重影响了联邦内部的团结，成为导致联邦解体的重要原因。还在60年代初，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内部已逐渐形成为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以卡德尔为代表，得到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社会舆论的支持；另一派以兰科维奇为首，得到塞尔维亚共和国、波黑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的支持。在南斯拉夫学术界认为，这是属于前者的“自由派”同属于后者的“保守派”的斗争，是“邦联主义”同“联邦主义”的斗争，是非中央集权同中央集权的斗争。归根结底，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在南斯拉夫联邦继续坚持联邦制，还是变成比联邦更松散的邦联制。 。。
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19）
起初，铁托尽量在两派之间保持平衡，他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及其他民族主义，采取或调解或压制的政策。当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联邦的外交方面和军事方面，频繁出访世界各国，而对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交给有关部门的专家来处理。
铁托是主张中央集权的，1963年他建议设立联邦副总统一职，由塞尔维亚强硬派人物兰科维奇担任。自由主义者被迫暂时收敛，不再轻举妄动。但是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非常之短，在兰科维奇升迁不久，克罗地亚人米尔卡？库弗琳当上了联邦旅游委员会主席。她主张大力发展旅游业，取消外国旅游者的签证限制，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旅馆业和餐饮业，并向旅游者提供更优惠的第纳尔汇率。兰科维奇领导的国家安全部门担心外国间谍以游客身份大量涌入，反对库弗琳的做法。于是，1964年库弗琳被扣上“反党活动”的帽子，受到处罚，这被认为是保守势力的一个小小的胜利。
1966年7月，兰科维奇被铁托赶下台，自由派拍手称快，标志自由主义者占了上风。然而，自由化并没有给社会政治体制带来稳定；相反，这个时期的自由化措施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并使他们全面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学术界围绕导致1941年南斯拉夫王国崩溃的“过错”，各族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各共和国生活水平的悬殊和“发达”与“欠发达”的标准等问题展开辩论。争论这些事关历史和现实的具体问题，必然导致联邦内部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对联邦制产生怀疑。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波黑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都谋求获得更多的权利，要求联邦作出更大的让步。塞尔维亚共和国力求承担起维护联邦统一的使命，但它无法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只好借助它占据优势的警察和军队，采取一些过激的行动。
如果说随着兰科维奇的下台和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两个共和国之间矛盾的加深，南斯拉夫联邦的根基已发生了动摇，那么1974年宪法的出台则预示着联邦的解体已拉开帷幕。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部宪法的新规定和新趋向，由于1974年宪法的实施，在南斯拉夫联邦版图内形成了6个共和国加两个自治省的8个“权力中心”、8个“封闭性的市场”和8个“独立的实体”。联邦各成员单位在各自的共盟领导下各行其是，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泛滥，为后来的联邦分裂解体埋下了祸根。90年代初，联邦内的离心力达到顶峰，南斯拉夫像一艘超负荷的巨轮在民族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沉没。
早在1971年，一位塞尔维亚学者就写道：“当铁托对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冲突熟视无睹的时候，他便犯下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南斯拉夫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南〕斯拉沃留布？久基奇：《塞尔维亚自由主义的破产：约？布？铁托政治清算的技巧》（Sl*oljub Djukic＇； Slom srpskih liberala：Tehnologija politicˇkih obracˇuna Josipa Broza Tita），贝尔格莱德：1990，第40页。还有资料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铁托已经预感到南斯拉夫联邦难以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他看到国内到处都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各种民族主义顽症难以克服，联邦的基础正在动摇。1978年，铁托的老战友斯韦托扎尔…泰波？伏克曼诺维奇问他为何这么“忧郁”，是否党和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时，铁托回答说，已经没有南斯拉夫、没有党了。克？曼切夫：《巴尔干各国人民史（1945~1990）》第4卷，第296页。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联邦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铁托，存在一个唯一的政党南共联盟和有一支团结的军队。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联邦一直在“联邦”和“邦联”的风雨中飘摇。
南斯拉夫联邦解体（1）
东欧剧变与南斯拉夫联邦
20世纪80年代末，南斯拉夫联邦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激化，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和西方大国干预的国际背景下，南斯拉夫联邦的*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政治化和国际化，联邦内部危机加剧。各共和国纷纷退出联邦，出现各共和国之间和民族混居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南斯拉夫联邦最终被解体。
东欧剧变
1948年的南苏冲突、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等，都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使它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而1989年秋发生在东欧国家的剧变则使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东欧剧变后，形形色色的政党和组织在短时间内竞相出现，每个国家几乎都存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党派。议会选举、总统竞选、“休克疗法”，造成了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力量的尖锐对立，陷入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东欧各国社会制度的剧变始于波兰，紧接其后的是匈牙利、*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旋即蔓延到东南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最后结束于南斯拉夫联邦。
波兰率先发生剧变，成为“带头羊”。波兰统一工人党1988年底和1989年初举行的10届10中全会成为波兰政局历史性转变的催化剂。全会通过的第一个文件《党内改革是革新的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中，主张建立以议会*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制度，发展三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党）联盟，为反对派提供议会席位（但必须承认宪法），波兰统一工人党放弃了对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权。第二个文件《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的颁布，为被禁达7年之久的波兰团结工会恢复活动开了绿灯，为召开各党派的“圆桌会议”扫清了道路。
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波兰举行“圆桌会议”，达成了一揽子方案。会议结束后，波兰议会立即通过了6项修正法案，决定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实行总统制与两院制，允许反对派社团合法活动。同年6月经过两轮大选后，波兰组成了在东欧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任总理的政府。12月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条款，国名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国徽由红底白鹰改为红底戴王冠的白鹰，即恢复了二战前的国名和国徽。1990年1月16日，波兰政府通过政党法草案，为实施多党制奠定了基础。
由波兰引发的剧变在东欧各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1989年2月1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决议，指出匈牙利在特定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的范畴内实现。这一决定催化了匈牙利党内及社会上各种流派的衍生。匈牙利党内出现了强大的反对派，社会上新建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反对党和政治团体有30多个。当年6月13~2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反对派圆桌会议”代表和7个社会团体的代表举行了第一轮三方圆桌会议，共同商讨向多党制和平过渡的具体步骤和办法。10月17~20日召开的国会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改草案，包括国家性质、政治权力分配、人*权、多党制、*等诸多内容。宪法修改草案取消了*列宁主义政党在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条款，认定“匈牙利是一个议会型、独立、*的法治国家”；同时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取消共和国主席团，改行总统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反对党通过自由大选掌握了全部政权，匈牙利结束了存在了43年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局面。
南斯拉夫联邦解体（2）
1989年11月11日，“柏林墙”倒塌，*德国政局突变之后，同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大学生*发展成数万人的*示威，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下台，“取消*”，并同警方发生了冲突。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批准修改宪法，取消了关于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