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意大利投降，科索沃的阿族认为，摆脱南斯拉夫和加入阿尔巴尼亚的时机已经成熟，从而要求科索沃同阿尔巴尼亚联合。1944年3月，南共中央致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共科索沃区委，强调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两国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应该加强合作和协调行动，关于民族自决权和边界问题应该留待战后解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联邦（5）
二战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党虽然在解决科索沃民族地位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为了反对共同敌人，分歧不仅没有公开化，相反，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还进行了较好的合作。1944年9月，应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邀请，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派出两个师到科索沃协同作战。11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收复科索沃的战斗。1945年2月科索沃的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1945年4月29日，南斯拉夫第一个正式承认阿尔巴尼亚*政府。此后，南、阿两国关系有了迅速发展。1946年6月23日至7月2日；霍查率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7月9日，南、阿两国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南斯拉夫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承诺，提供经济、技术、文化和军事援助，派遣各种领域的专家和顾问。
从1946年起，南、阿两国在边界和少数民族等问题上重新出现分歧和争论，其中的关键是科索沃问题。
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发表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霍查开始指责南共领导“坚持反*主义和反阿尔巴尼亚的立场”，企图把阿尔巴尼亚变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第7个共和国。同年7月1日，阿尔巴尼亚宣布停止履行两国间除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外的27个条约、协定和议定书，两国关系迅速跌入了低谷。从这时起，阿尔巴尼亚参加了共产党情报局和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围攻，在科索沃问题上又制造新的麻烦，使那里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1949年9月，南、阿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直到1968~1971年期间，南阿关系才逐渐正常化，但围绕科索沃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
1971年南、阿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两国的边界开放，人员往来自由。阿尔巴尼亚的教师、教科书和印刷品源源进入科索沃自治省。
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科索沃自治省的情况变得异常混乱。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示威浪潮演变成为席卷整个科索沃的骚乱。1985年霍查去世之后，科索沃局势稍为平静些。科索沃局势严重影响到南斯拉夫联邦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关于南斯拉夫联邦的阿族的地位问题，阿尔巴尼亚一直十分关注，阿尔巴尼亚的这一立场使两国在科索沃的问题上的争论更加激烈，使解决科索沃的阿族问题更加复杂化。1988年，当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因要求将自治省升级为共和国而遭到南斯拉夫联邦反对时，阿尔巴尼亚政府将科索沃阿族的请求上诉到有关国际组织，谴责南斯拉夫联邦的暴力行为，而阿族侨民团体则在欧美各地组织了抗议*。科索沃问题使阿尔巴尼亚卷入南斯拉夫联邦的内部事务，向它提出科索沃阿族的地位问题。阿尔巴尼亚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支持在马其顿和黑山部分地区的阿族的分裂主义活动。南斯拉夫联邦则指控阿尔巴尼亚力图在科索沃地区煽动阿族武装暴动和分裂活动，搞大一统的阿尔巴尼亚国家。
可以说，在南、阿关系中，科索沃问题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症结。但是，南、阿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仍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两国之间贸易额在不断增加，1979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只有6000万美元，1980年达到1亿美元，1981~1985年间接近75亿美元。米兰？斯卡昆：《巴尔干与大国》，第139页。
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1）
复杂的*
南斯拉夫联邦的*是多层次的，这使其解决这一问题变得复杂化。南斯拉夫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它同周边邻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7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纠葛。在联邦内部，不仅各共和国之间有不同民族共居，而且各共和国内、甚至自治省内同样存在不同民族混居，民族之间的积怨甚多、矛盾较深。
巴尔干国家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巴尔干半岛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相对较小的面积上（约50多万平方公里）居住着众多民族的居民（5000多万）。生活在这里的有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吉卜赛人等，有的是世世代代的土著居民，有的是先后从半岛外迁来的移民。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长期共处、交融和同化，逐渐形成了今日多民族杂居的局面。
巴尔干国家多民族格局的出现和形成，大体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瓦解是分不开的。在奥斯曼帝国称雄巴尔干半岛的5个多世纪（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它以火和剑强迫当地各族居民改信*教，并从小亚细亚向该地移民，使得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发生了显著变化。
1867~1918年奥匈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半个世纪，在半岛上留下了大量的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进一步增加了该地区民族成分的复杂化。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伴随着战乱和边界的变动，巴尔干国家的多民族格局已经形成。例如，据1921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南斯拉夫王国的人口约1200万，其中境内的少数民族约有200万人，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吉卜赛人等。又如，1922年罗马尼亚的1650多万居民中，罗马尼亚人只占74％，26％为少数民族，其中匈牙利人占84％、犹太人占5％、德意志人占43％、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共占33％、保加利亚人占2％、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等其他民族占3％〔保〕《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对*的政策》（Проблеми на политиката на балканските комунистически парт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ния въпрос，论文集），索非亚：保加利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129页。。同时，在巴尔干国家间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的民族分布局面，一个民族集中分布或居住在与母国相邻的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土耳其人生活在所有巴尔干国家和塞浦路斯北部，希腊人集中居住在塞浦路斯和阿尔巴尼亚南部，阿尔巴尼亚人集中生活在科索沃和马其顿西北部，匈牙利人分布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奥斯曼和奥匈两个帝国崩溃而出现大量领土和居民变动后，巴尔干各国的少数民族同所在国的主体民族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他们一般还没有完全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生活，而是同相邻的“母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少数民族（如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等）在一战前都是所在国的掌权者，一战后则反而受所在国主体民族的统治，这就使他们在心理上严重不平衡，产生了不满情绪，甚至策划反对新形成的国家的活动。同时，由于在欧洲列强的干预、操纵下，巴尔干国家的领土一再被划分，造成了巴尔干各国之间普遍存在边界争端和领土纠纷。在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巴尔干各国民族间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愈发显得敏感和具有连锁性与爆炸性。 。。
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2）
一战结束后，由于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居住地域和国家疆界不一致，因而出现了移民或难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等国都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彼此签订过关于少数民族和边界问题的公约以及交换居民的协定。于是，几十万保加利亚人从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查来到保加利亚；被土耳其驱赶的一百多万希腊人从小亚细亚涌入希腊；几十万土耳其人从巴尔干各地流向安纳托利亚。但是，“交换”居民只能暂时缓解某些矛盾，少数*仍是巴尔干地区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成为这些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纷争之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国家之间的领土又有了一些调整，少数*仍然存在于各国内部和相邻国家之间。南斯拉夫同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和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同希腊，希腊同土耳其，保加利亚同罗马尼亚，以及罗马尼亚同匈牙利等，都对对方境内的少数民族和某些地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争议。它们相互间虽经多次谈判达成有关协议，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在“冷战”年代，在巴尔干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单一民族”口号和人为的压制下，少数*虽被暂时搁置，但一些少数民族要求政治上自由、经济上平等和文化上独立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一时期，巴尔干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口普查时都有意让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其中的受教育者在“族属”一栏中填写“社会主义新民族”。这样，除阿尔巴尼亚人、穆斯林和吉卜赛人外，这些国家中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都呈减少趋势。
可以说，直到“冷战”结束，几乎所有巴尔干国家，不管它们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在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上都持双重标准和政策。一方面，对邻国或别国生活在本国境内的异族人实行限制政策，不承认他们是单独的民族共同体，有意或无意地同化他们，剥夺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迫使他们逐渐丧失其民族属性和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