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的回忆文章中，以切身的经历讲述了戒烟之难和被动吸烟上瘾的情形。他写道：
我的父母均吸大烟。父亲患多种疾病，医生再三劝其戒烟，并说如再吸用必会短寿。他到40多岁时才戒烟，但仅活到50周岁就病故了，母亲于1937年在医院戒烟时受了不少苦，初戒时不思饮食，呻吟床榻，日夜不能入睡，甚至腿足倚墙形同倒立，呼喊难过大汗淋漓……
吸用大烟者容易上瘾，常闻烟的人也可以上瘾。我的妻子为侍候老母，经常为老人烧大烟，后来发现如不代母烧大烟，就觉得周身无力，困倦没有精神，有时还连打哈欠。后来母亲发现我妻子染上了闻烟瘾，便不再叫她代烧大烟了，过几日即恢复正常了。
烟毒对人体的危害（2）（图）
不但人能闻烟上瘾，动物如久在大烟室中也可上瘾。我家的男佣人有的上了大烟瘾，晚饭后均到马号吸用大烟。我家的马车小冯养有一只黄鸟，晚间即把鸟笼悬挂在住房内防止猫扑。该屋中无人吸大烟时，笼中小鸟把头藏在翅下呈睡眠状，但当吸烟喷出烟雾之际，小鸟把头伸出，鼓动双翅，抖擞羽毛，在笼中飞动跳跃，双爪立于笼架上开始鸣叫。纸顶棚内的老鼠也活跃起来，在顶棚内来往狂奔呼呼作响。
李希贤在《旧社会河套地区鸦片烟害》一文中，也指出了老鼠、百灵鸟被动染上鸦片烟瘾的情形。他指出：“鸦片烟毒之为害，不仅祸殃及人类，就连周围的小动物染上烟瘾也会死亡。有一户人家，房顶有鼠洞，老鼠嗅闻鸦片烟气，日久上瘾。当房主人外出一个时期回来，发现老鼠死了，掉下地来。另有一户人家，饲养一只百灵鸟，每当晚上主人吸烟，鸦片烟气满屋时，百灵鸟才在笼中欢蹦乱跳地鸣唱。后来主人没有烟吸了，百灵鸟也死了。”烟毒，准确地说是吸食大烟之人喷出的烟毒废气，竟使穴居的老鼠、笼中的宠鸟上瘾，以至于瘾发命丧，可以清楚地看出烟毒的成瘾性是多么强烈，其为害范围是多么广大！
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吸食鸦片烟，那么腹中的胎儿也会中毒染上毒瘾。袁简之在《鸦片在鄂西的泛滥》一文中指出：“常吸鸦片人家的烟雾在空间飘散，猫儿老鼠呼吸这种烟雾时间久了也会上瘾。老鼠发瘾趴着不动，猫儿发瘾叫喊不止。有鸦片瘾的妇女，怀孕期间，胎儿在腹中受毒也有瘾，出生后每天要哺喷鸦片烟雾，不然则啼哭不止。”杨国治在《西康省雅属的烟祸》一文中，也记载了婴儿、猴子上瘾的事例。他说：“我家隔壁张子绍的儿子才生下地，她母亲就向他吹送鸦片烟的烟子，说是在胎中就有了瘾，每天吹送烟子，婴儿不哭；不吹，他就哭。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害了。原二十四军有个团长傅德铨，喂养了一个猴子，随时跟在身边玩弄，傅德铨吸鸦片时，猴子就在烟塌上玩，嗅嗅烟子，傅也常常向猴子吹吐烟子搞着玩，无形成瘾，如果到时没有给猴子吹烟子，他就要急躁得叫闹。有一次傅故意把猴子释放出去，不出一天，猴子烟瘾发了，逼得它主动放弃自由的天地回到傅德铨的烟塌上来。”
以上数例充分显示了鸦片烟具有多么强烈的成瘾性。而且鸦片烟对于上瘾的人来说危害甚大，不啻为杀身害命的利斧。“鸦片烟，一入其境，而一得其味，苍生之大患具于此，万万不可救药者。”“人当发瘾之时，欲吃不得，欲忍不能，其苦莫可名状。”而且，长时间的服食鸦片烟，会使“其肉必瘦，其血必枯，其舌常脱液”，对身体危害极大。在解放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鸦片烟瘾君子的狼狈相：“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趿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其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灾，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而“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
吸食鸦片烟的危害有目共睹，一些瘾君子“迷途知返”，尝试戒掉恶习。但是戒掉大烟是一条难于攀登的蜀道，“难于上青天”的重任。晚清时，有人指出：一个人一旦染上烟瘾，“则一息尚存，断无中道弃捐之日”，不死不止，“凡人烟瘾既上，无休歇时，一睡是小休歇，一死是大休歇。”自鸦片泛滥以来，多少中毒的烟客饱尝戒烟的痛苦和难堪！从下面几例，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罗从修在《自贡“烟王”》中，记述了自贡“烟王”刘圣瞻的成瘾、戒瘾、复吸的经过。1926年，刘圣瞻经过的路旁有一家“吮香烟室”，门帘上写有“闻香下马”的广告词，“他看见字还没有闻到香就迷着了，马上闯将进去。初试云雾，果然异香扑鼻，其臭如兰，尽情吞吐之后，精神百倍，抖抖擞擞而归。”从此，他就成了烟馆的常客，成了一个十足的鸦片鬼，不久，又在自己的家内私设烟具，卧榻逍遥。但是被母亲发现后，“烟灯烟枪，全部捣乱，烟膏交出，命书童监视，不许出门，闭户读书”。这样一来，刘圣瞻可尝到了戒烟的滋味。“足不出户还不在乎，那腰酸背痛，哈欠连天，涕泪交流，头昏目眩，口干舌躁，吃又吃不得，睡又睡不得，终日昏昏，天旋地转的境况”，让他活受罪。在他母亲的严厉监管之下，他苦苦熬过了一个月，总算脱离了苦海。但是，“戒后不多久，老瘾复发”，刘圣瞻再次坠入鸦片烟中，在茫茫孽海中醉生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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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对人体的危害（3）（图）
总之，鸦片烟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民间歌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很好地形容了大烟的危害。其实，鸦片烟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在云南德宏有这样的说法，充分显示大烟对家庭、社会的危害：“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由于家破人亡，进而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危害社会。关于吸食烟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下面有关章节详述，兹不重复。
鸦片烟的危害已经令人怵目惊心了，而比鸦片毒性更强的吗啡、海洛因对吸食者的危害更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了。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一文中指出：“‘白面’（即海洛因）之毒害甚于大烟，凡染上白面瘾，家业败得快，人也死得快。吸食‘白面’方法简便，……一小包‘白面’仅需一角钱，可吸好几次，与大烟相比要便宜一些，因此一些吸大烟的人便改吸‘白面’（按，吸食海洛因药力更强，故常吸食鸦片的人为增加刺激，往往改吸食毒品）。‘白面’吸后口中干渴，想饮用清凉之物，但喝下汽水后立即犯瘾，仍须再吸。如此反复自然花费增加，故倾家荡产和早亡丧命者大有人在。”
不久，又发明了体内注射毒品的方法，“即把‘白面’用蒸溜水溶解成液体，用注射器注入体内，这种方法较吸要过瘾，但对人体的毒害亦同时加大了。凡注入‘白面水’的地方只能扎一次，再在原处扎针头就扎不进去了。所以用不了多久遍体全是针眼，甚至连头皮和手脚指甲缝都扎了，无处可扎后，便会因毒瘾发作而致死。30年代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王文源……他的妹妹是个女票友，年20多岁，容貌非常美丽。她染上烟瘾后，先吸后扎，后因毒瘾加深，卧倒在（北京）地安门外白米斜街水窑胡同的‘白面房’中，不能自行回家。在她垂死前，流氓无赖给她一小包‘白面’，即可同她睡一次。待其奄奄一息，高丽浪人便将她撵出门外，最后死于什刹海畔。”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在抚顺千金寨矿区，开有多家吗啡馆，出售吗啡和海洛因，造成了一大批吸毒者。“长期吸毒瘾者，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形同行尸走肉。他们一日不吃不喝尚可，但不扎不抽则万万不能。中毒越深，犯瘾越频，乃至无可救药。这些人到后来，虽然熬过酷暑盛夏，却熬不过数九隆冬。冬天腹中无食，身上无衣，毒瘾又在大作，多是活活折磨致死。有的躺卧在屋檐房角下悄然死去，有的怀抱饭馆门前的大铁炉（借余温取暖），而至冻僵死掉。每到寒冬，冻死之路倒，横躺竖卧，呲牙咧嘴。”。他们多是扎吗啡、抽海洛因搞得一贫如洗，形消骨玄，而走上了死亡之路。
走私的泛滥（1）（图）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步蚕食了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等富庶的印度土邦。这里很适合罂粟的种植与生产，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迫当地农民大力种植鸦片，再由东印度公司收购、加工，制成特殊货物运往中国。这就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三角贸易，即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销往印度，从印度购进印度生产的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中国，并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土布等农产品。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三角关系，英国商人通过这一三角贸易，牟取了巨额利润。这一三角贸易的关键，即联系环节，就是臭名昭著、遗害无穷的鸦片。
当时，在印度的鸦片业由两部分，即孟加拉鸦片（又叫公班土）和马尔瓦鸦片（又叫白皮土）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控制了孟加拉鸦片。乾隆三十八年（1773），东印度公司取得了英国国会的授权，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东印度公司即宣布对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三个地区所生产的鸦片专卖。当地鸦片种植者只能按规定的价格将鸦片卖给东印度公司。之后，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专卖制度，1799年（嘉庆四年）东印度公司禁止任何人私种罂粟，种植罂粟的烟农必须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在公司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数量种植，再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