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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云理发店老板徐义云，夫妇两人在自己家的楼上开烟馆，仅一盏烟灯；他以开烟灯为诱饵，吸引商人前去谈生意，聚赌抽头，兼营烟、赌二业。
同安桥的毛兴鼎开了个流动烟馆，带着烟具、烟条送烟上门。
西门城内黄甲山有个张大个子，开了间花烟间，家中经常有二三个烟花女子，陪客人烧烟，陪客人说笑。
沟儿口有家伞店的楼上，有张老头子夫妇二人，带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开烟馆，由于一家三人都是瘾君子，家境破落，设备差强人意，只能吸引穷烟鬼吸食。
以上这些小烟馆，其主人的结果都很凄惨，高家门庭冷落，家败人散；李小脚女儿远嫁，自己死时无人替她入敛收尸；毛家连衣食也不周全；开花烟间的张大个子，因烟馆闹事，坐死牢中；张老夫妇入不敷出，衣被卖尽，贫困而死，其女儿骨瘦如柴，沿门乞讨，也饿死街头。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这些小烟馆的主人皆是瘾君子，穷极无靠，出此开烟馆养活自己的下策，结果却是家破人亡，适得其反。
江苏。江苏紧临上海，自上海开埠后，江苏的鸦片就泛滥起来了。昆山距上海50公里，自民国以后，烟馆日渐增多，一条短短的弓箭街，即有4家烟馆；全昆山县城，烟馆多达百余家。
不过，昆山的烟馆，多是低级的“燕子窠”，当地人称之为“烟灯”，大概烟具简陋，除一枪一灯外，别无长物吧。当时有人写打油诗，讽刺这种情形，诗中写道：“燕子窠，燕多，数榻横卧如燕窝，烟泡敷在烟枪上，状如燕子衔泥做燕窠，吱吱呱，吱吱呱，吞云吐雾乐乎乎！燕子营窝人称道，人做燕窝命呜呼！”当时，昆山境内有几个烟灯最著名：一是酒店弄二号龚阿三与丈夫合开的烟灯，龚氏妓女出身，染有烟瘾，日寇占领昆山后，在自己住所开设烟灯，并招雇了一批上海、苏州的妓女作招待，烟、妓兼营，为害一方。二是“双福堂”，是钱姓苏州妓女所开。钱氏妓女结识了一个日本浪人，合开了楼下卖淫、楼上卖烟膏的“双福堂”，也是烟、妓并营。三是西街口的一家烟馆，为青帮中人胡氏所开，有烟铺四五间，及“雅座”二间，并雇佣男女招待多名。四是南街一家烟馆，是昆山较早的燕子窠，以烟膏质量好闻名，深受大地主、大商人欢迎。他还在家设赌场，坐抽“头钱”，烟赌兼营。五是啸楼茶馆，是青帮中人周禹门所开，楼下开茶馆、书场、摆赌台，楼上开客栈、烟灯，并有暗娼陪宿，是烟、赌、娼三毒俱全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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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4）
此外，昆山的旅社，如花园饭店、正泰旅馆也兼设烟灯；妓院如勾玉弄、九步三湾、后等处，也兼设烟灯。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南通，遍设售吸所。售吸所，其实也是大烟馆，有些取个雅名，如安乐宫、新新、爵禄之类。
浙江。温州城在清朝末叶即有很多烟馆，即使是冷街僻巷，烟馆也到处都是，不可胜数。温州的烟馆分二等，一是大土馆，这类烟馆都以房间雅洁，烟具考究，服侍周到招徕烟客。大土馆房内明窗粉壁，几榻洁净，并悬有名人字画，陈设古雅。金漆炕床上，冬天加盖皮套或棉垫、棉靠背，并添置火炉；夏天则换上芦花垫或龙须席。烟客进来，香茶、水烟、热毛巾源源送至；并雇有佣人代客烧烟、装烟；有钱的人甚至躺在烟榻上，一张口，就有象牙烟嘴送上嘴来，就可以吸食。烟具也很考究，烟盘有红木的、白铜的；烟枪以紫竹制成，更考究的则以甘蔗、象牙制成，配以白玉或象牙的烟嘴。烟斗也有炒斗、平斗之分，而以广东梁有轩朱砂斗最有名，斗角边配以银质马鞍桥。还有绵羊角烟盏、广东烟插、白铜灰扒、吴兴小茶壶。烟灯则以路桥灯，配以白铜花脚盘，虽一灯荧荧，黯如鬼火，但却被瘾君子称为“美人灯”、“迷人灯”。
二是“煎烟馆”，俗称“鸦烟馆”，通称大烟馆。专门开灯供穷烟客吸烟，其房屋狭小，设备简陋，一个房间设有数张烟榻，大多是一副床板，两条木凳，床上草席一张，枕头两个，此外别无长物。板条桌上，放一缸粗茶，任客自喝。
福建。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烟毒十分严重。清末民初，漳州城区开设烟馆20余家，其招牌字号有：双合盛、合盛、协成、兴隆、德兴、珍香、惠馨、顺和等。烟馆的特征是，门前挂一竹帘，写上本馆字号，屋檐前挂一盏方形玻璃灯，写上红字为标识。各家烟馆，大体上屋子里有厅、有房，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可供五六人，小榻可供二三人横躺吸食，各置有烟盘，其中配有烟枪、烟灯、烟扦、茶具等。烟枪一般用甘蔗套上竹筒，配上烟斗、烟嘴制成。当地人喜欢这种烟枪，有“甘蔗入竹筒，吸了才会爽”的说法。国民党实施“寓禁于征”后，烟馆一夜之间变成了“戒烟所”，仍旧卖烟，侍候瘾君子，所谓“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争着干”，莫此为甚了。
湖北。1933～1938年，汉口各个地区都设有售吸所，是供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亦即烟馆。分甲乙两级，甲级的房间都是雅座，铺设讲究，并雇有专人侍候烧烟，如后花楼的三太、统一街的福生等。乙级则为普通房间。当时汉口有22家售吸所，只有2家为甲级，其余皆为乙级。每个售吸所都备有百两至几百两的烟膏，10至20支烟枪。烟枪以老膏烟枪为最好，其价格高达100银元，普通烟枪则30银元。床位也颇讲究，冷有毛皮垫褥，热有广东凉席，还备有泥金茶壶、上好香茶。
售吸所还设门市，零售烟土、烟膏、烟泡。每家都雇有工人，少则10人，多则二三十人。工人每月工资8至10元，每天工作10至16小时。售吸所每月营业额最少四五千元，可净赚一千元，但必须按时交纳营业执照费、戒烟执照费等税捐。（参见田梅村《旧社会鸦片烟业在汉口》）武汉沦陷后，售吸所有了很大发展，共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次配给烟土十两五钱，依次递减为7两5钱、4两5钱和3两。当时武汉共有100余家大小不等的售吸所。
湖南。1920年左右，辰溪县城刘运宽开了一个大烟馆，设有专门烟床两铺，烟具齐全，馆舍整洁，招待“殷勤”。他的儿媳张氏颇为婀娜多姿，又晓风情。凡是有体面的烟客上门，都由她招待：陪抽烟，伴闲谈，调笑嬉戏，毫无禁忌。由此，招徕了不少人前往。1930年左右，刘黑也开了烟馆，其房舍狭小，烟具低劣，没有专门烟床，只好在自己的睡床上营业。不过，他经营有方：对老客求现不赊，对新客稍微通融，对“发蒙者”免费供应。
广西。梧州是云贵两省烟土集散地，烟毒泛滥成灾，吹烟馆（即大烟馆）遍及全市各个角落，其中四方井附近较为集中，多达10至20家。吹烟馆是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规模都很小，必须向官方领取牌照，交纳烟灯捐。一些大的商店，也开设烟灯，让顾客边吸烟，边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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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5）
四川。四川吸烟的人很多，烟馆林立。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当时有人形容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城市的每一条街，即有几家烟馆。有些烟馆外面，写着“雅室”二字，大烟馆内部陈设富丽堂皇，有沙发躺椅，并备有妙龄女郎，替客烧烟；还附设小卖部，供应糖食水果。烟馆要缴纳销售税和红灯税。
除烟馆以外，还有其他行业兼营烟馆生意，如旅馆内附设烟馆，浴室附设烟馆，妓院附设烟馆，山货、棉纱、匹头等店铺、交易场所附设烟馆，从重庆到泸州、叙府的轮船附设烟馆；此外，长江边上、峨嵋山上还有流动烟摊，备有烟灯、烟膏、供人吸食。
四川西康（雅安），红灯馆即烟馆，分为甲乙丙三类，发给营业执照，每月缴纳“牌照税”。四川西昌城内烟馆遍布大街小巷，从东门过四牌楼，下南街，经顺城街、马水河街，到武侯祠，仅挂牌的烟馆，即有60余家，不挂牌的、流动的烟馆，则无从数起了。这里烟馆取名颇有讽刺意味，如“中山烟馆”、“中正烟馆”等，很好地讽刺了国民党的禁烟政策。
四川成都，1924年以前，烟馆多在裁缝店的楼上，茶馆、饮食店的后堂，不挂招牌，暗中营业。自1924年3月后，四川军阀和官府发布“禁烟令”，发给烟民“戒烟证”后，烟馆就打出“售店”的招牌，公开营业了，吸食者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售店里吸食了。当时，成都到处都有售店，估计全城约有2000余家，烟灯万盏，每日可供10万人吸食，占当时成都人口的1/6。上等烟馆有“卡尔登”、“阿尔岛”、“太平洋”等几家，还有在公馆内开设烟馆的，这里陈设很华丽，有貂皮褥子、红木床、章罗斗子、虾须枪。有“烧匠”打烟，有卖糟蛋、白糖藕粉、三合泥的糖食担子，有卖艺卖唱的男女吹拉弹唱。下等烟馆，一般都开设在僻街背巷的铺面和杂院里，以及城外穷人聚居处。这些烟馆设备非常简陋，备有木板通铺，草席和枕头，床边备有烟盘子，内装烟灯、烟枪、打石、扦子及一小杯烟膏。此外，成都还有所谓“兜兜烟馆”，其实就是流动烟馆，卖烟之人手提兜兜（内装烟具、烟膏），沿街叫卖，随时供烟客吸食。
四川邛崃，烟馆通称红灯烟馆，一般都安置床铺几间或几十间，床上有烟盘，盘内有烟灯、烟枪。烟馆的门面是经常遮蔽着的，只开一道小门，门口或屋檐桃枋上挂着一块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玻璃灯，正面写上“一道烟馆”或“烟馆”字样，灯的两侧还写上“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等字样的对联。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邛崃有大小烟馆约800余家。
四川江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