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能够确实掌握的地区只在黄河之南和北纬35°接近。这和北宋统一中国，留着吴越钱家半独立的姿态大致相似，好像是一种妥协的方式。 可是仔细看去，内在的更变，多于外界的妥协。有如过去西北军受到苏联的资助，东北直接与日本办外交，经过1930年后此类事再未发生（虽说阎锡山战败后一度退居大连，与日人保持接触），同时日本增强对中国之侵略，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是因为中国之统一，与他们的大陆政策极不相容。 。。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3）
从国民政府的档案看来，蒋介石于10月9日中央军攻占洛阳之日，即返南京。1931年1月7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北上与张学良洽商北方财政问题，他去后十天，各问题即已解决，1月18日宋哲元、商震、徐永昌、傅作义等（都是冯、阎军之将领）通电中央，表示服从，接受改编，宋子文于第二天回南京。这当中的详情缺乏记载。一直到最近我看到宁恩承先生在《传记文学》（331号，1989年12月）发表的一篇回忆，才知道宋子文与张学良的协议产生了一个河北财政特派员，后来所属为冀察晋绥四省统税局，名义上属财政部，实际由张委派。厘金取消后改抽统税，所属为棉纱、卷烟、火柴、面粉、洋灰，再加上矿税、烟酒税、印花税等，即以收入径发四省军饷与政费。这样虽然没有做到财政统一的理想境界，与过去卖鸦片、抽厘金的军阀体制相比，则已进步多多了。 从此南京政府以新式装备维持核心约30个师，被人家称为〃蒋氏嫡系〃，外国人也称之为Chiangs Own， 外围又用津贴的方式，维持到可能近于100个师的地方部队，再更外围的部队，如云南、四川各处的部队，只要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细部已不过问，大体上仍保存他们的补给办法。这种新平衡的方式，除了极少的调整外，维持到抗战前夕。换言之，此亦即是中国对日抗战开始时之阵营。直到八年抗战之后，中央军与地方军之痕迹才逐渐消失，但有些仍保留至抗战结束。 这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之方式。前天我已经和各位谈及，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于1926年开始北伐，只有4年时间，他想成立一支现代军队，由财政集中的方式支持，为中国历史之前所未有，至此已尽到最大的力量。并且抗战之决策，并不是以同等的兵力与敌方对拼，而是利用中国人力与土地的广大和对方拖，把对方拖垮，同时得到欧美的同情，使中日间之冲突化为一个国际战争。中原之战前提议裁军，将全国军队缩编为65师，人数为80万，务必要采取精兵主义，可是中国的军需工业和交通通信的设备，都够不上支持现代化的军队。抗战开始一年之内，中央军现代化的表面就无法保全，以后被驱入内地，工厂的数目只有全国6％，发电量只有全国4％。这不是精兵主义可能融洽得下的。1986年年底我来台北参加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我已经当场报告：我做下级军官的经验〃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可是也只有这样，能在内地农村生活条件下生存的力量，才使抗战持久。虽然没有凭自己的力量打败对方，我们却已达到将它拖垮的目的。如此看来，中原之战不是那样毫无意义。虽然我们仍旧痛心于20多万的伤亡数，虽然我们仍旧可惜那每天两万发炮弹的火力，至此我们可以想到这次战争是北伐到抗战之间的一种必经阶段，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就此承认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了（此即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前面已说，我来此的目的不是注解中国历史，而是提及自己读历史的经验。我所提出的中原之战不过是举一个例，说明中国近代史可以从社会史和经济史发展。如果我们注重1930年间社会情形、军官与士兵心理状态，我们就知道军阀割据的内在原因。如果我们推广到抽税、筹饷，我们就可以想见虽在最黑暗的关头，中国仍在前进。 我曾被批评说是我写的历史完全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为标准，这种批评完全不正确，同时我也不是〃人是我非，人非我是〃。那样所谓〃平反〃也不是我的目的。我写历史，重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因果关系，而不着重私人情绪上之好恶，外国人叫做positivism，本来是积极性，也有人翻译为〃实证主义〃（我也不高兴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因为中文一提到主义，就是一个大泥坑，一跳进去， 就爬不出来了。英文之ism比较轻松）。说来说去，历史学家的工作，主要在探询在我们面前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一件事情既已发生，最低限度经过20年，其成果尚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务必要就事解释。虽说我们高兴某人，不同情某人，不能完全避免，那已经不是作史者之正途，有时反而使读史者误入歧途。 昨天我已经提起，在我们这一生衣食住行无不经过一段改造。我在1950年第一次来台北，从飞机上看下去，触眼只看到日本式的木房子。下飞机之后街上飞尘扑鼻，所见通行的车辆无非军用卡车与吉普车。今昔相比，这样变动已经很大，可是环顾内外，不仅台北如此改变，其他各地方也有类似的改变。在时间上讲，我们眼前所经历到一段的改变，也仍只是一个长时间亘世纪的一个大改变中之一部分。1988年我来台北时，社会大学吕学海先生说他在基隆附近的农村里有一所房子，星期天他要我同他去当地参观。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则是当地乡村里有电气设备。信不信由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中国农村里有电。我一问起何时开始，是日据时代还是光复之后，村民告诉我们，开始于1960年代，离我们访问的时候已经20多年，快30年。 农村里有电气固然是物质生活的一大增进，同时也反映社会组织的改变。电线能通到农民的屋顶上，表示电力公司已经在会计上认为每家是一个单一的用户，能够把电力供给他，到期按电表收费。在我看来，这不仅是进步，而且是改组了。以前怎样呢？据我在大陆上的经验，在乡村里和一般农民打交道的只有政府。政府尚不承认各家各户在法律之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凡是有何交易进出，概由保甲经手，征兵纳税无不如此。一家漏税，唯保长、甲长是问。一个人犯法在逃，亲朋邻舍负责。这也就是上次所说集体责任之由来。从那样的体制，到今天各人自付电费的体制，是一段很大的改革，在中国讲牵涉1000年的背景。不仅我今天所讲的中原之战，是北伐与抗战中的一个阶段，它把中国军队里的军阀性格稍为约束，也把财政税收、军需出入比较做得更现代化。前者属于社会史，后者属于经济史，这一切已是前所未有，仍只算作改革过程中临时的一段调整。而北伐与抗战也仍不过是这空前庞大运动中之一环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4）
用不着说各位已猜透我所要讲的空前庞大的运动，可以说是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这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之真髓。我因为这些名词非常混淆而容易引起争执，所以强调进入此境界时，一个国家和社会即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亦即是过去以农业社会之生活方式作为施政的基础，现在利用商业社会里的生活方式。这样反能使读者看清这种改革之内涵，比一种呆板的定义更实用（可是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书内，我仍给资本主义赋予定义，详该书页182）。换言之，我重归纳法，不重演绎法。有如我在《万历十五年》内已将中国官僚主义的理想与习惯叙述得详尽，即无须再将官僚主义这名词搬出来，再制造出一套抽象的理论。 可能也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我不能如是容易地脱身。大家都知道讨论资本主义的前有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未曾在字面上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只称为〃资本家时代〃（capitalist era） 以及〃资本体制之立场〃（kapitalischer grundlage）， 后有韦伯，今日有不少的理论家自己已钻入〃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的境界。我个人即有此经验。有人问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我说不是，对方就说那你一定相信韦伯了。 可是事实不是如此简单。在这情形之下，我们也可以再引用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韦伯叙述欧洲脱离中世纪而进入现代时，思想信仰上的解放，有如路德及加尔文的神学，赋予教徒以自信，使他们将宗教上的信仰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这种〃新教伦理〃使各人心、口、手一致，所以思想与行动合理（rational） ， 非如此，令人预为筹谋的法制即无法执行，法制合理化，才有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具有极高度理想主义之成分，只能令人长思，无从证实。一种带集体性的基本思想，行见于社团当然有长远的影响。我上面就讲到爱面子，重英雄崇拜，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而非多元，就助长了军阀体制，也是这个道理。中国的秘密结社、崇拜关公，也是旁的组织原则如权利义务无从合理地划分得清楚，私人义气可以代替这些原则的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得到韦伯启蒙的作用，我也劝各位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注重心理学和社会学。 可是要靠韦伯作为打开中国秘幕的钥匙，则未免期望太高了。首先我们务必了解韦伯的解释，只能在有选择性的场合上适用［他就引用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及富兰克林的言辞支持他的理论］，并非新教徒都成为了资本家。据我们所知，世界上资本主义成熟得最早的地方威尼斯，这城市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天主教，只是它的主教自己选派，凡教堂对商业的约束它都拒绝遵守，此外并未产生独特的新教伦理。法国与比利时也为天主教的国家，这并未阻止资本主义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