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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活生生把湘军“枯”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递相沦谢，后继无人，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官方吝于给饷，晋、陕、川、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票，全靠湖南协饷和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形格事禁，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顿兵不战，坐耗军需” ，严词诘责。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 ，这是曾国藩当日向皇上哭诉的哀辞。既是杜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差不多五年时间；这五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三个湘乡人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王錱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曾国藩开始筹建湘军。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到了67％。而湘军草创，分别率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整合。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抗过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 。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 。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作，与太平军进行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唧唧呱呱，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的对他发脾气：“璞山（錱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 王錱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决裂。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錱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 ，引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錱都能设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团练之弊
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那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算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