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比同时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说是严复的选择不及其人，这是短浅之见。因为时代给严复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鸟奋翅冲天之际，胫上的铁砣。
1911年12月2日，他记述：往谒袁内阁。得晤。
随后又到汉口见了黎元洪，大抵属礼节性拜访。但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实因在清廷治下几十年，长期投置闲散，而有逆动之心，本已老迈颓唐，又期一振，这种潜意识也是有的。
他认为袁世凯“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与熊纯如书》，全集三，624页）。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在筹安会列名却拒绝参加活动，拒绝发表拥袁言论。
二次革命后，他说：“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明矣。所以呶呶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严几道年谱》）此则和他先前“民心大抵归革军”的判断有矛盾之处。这是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揪心，而与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矛盾，但这和王国维的忧心忡忡爱护清廷性质全然迥异。
严复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是极精密到位。“自由则物各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侯官严氏评点》）。自由因于自立，而自立又取决于人的自治（制）能力。他译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 有谓“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他服膺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他说，“西治”，“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借友人之话，慨然曰：“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集》第一册，53页）他发挥议论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凌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 想看书来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7）
专制与民权的问题，他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翻译《原富》所作的一段按语。
潘恩的《常识》以为，君主专制意味着人民的堕落和失势，“他们被当做权利来争夺的世袭，则是对所有人的子孙的欺骗和侮辱。君主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潘恩举例说，英国威廉一世，生于诺曼底，在11世纪，他侵入大不列颠疆界：“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自立为国王。”（《常识》15页，商务版译本）这和严复的思想，正有吻合之处，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严复的睿智，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盛大之处，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而非对立，他论庄子，“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严复集》648页）。这是何等通透的卓识锐眼。国运的兴衰和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论述开发民智的作用，在于思想上的打通，使后生英俊洞悉中西情形者日多一日，则中国的复苏也就多一份希望。
1905年，孙中山先生和严复相会于伦敦。严复说，中国民智卑陋，所以应从教育上着手，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中山先生深切注意到时间，这个可怕的事实。人在世间，高远地观察，人的生命非常短暂。逐渐改良，其意不可谓不佳。但事实是专制者也往往一代胜于一代的暴虐，如此一来，改良没有实行的空间，而生命一代代被毁弃摧折，逝者如斯，情何以堪。
所以，严复思想固然有游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还是认为，要图存，就非变法不可，尽管民智愚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将可起步，追踪西方。如果因循守旧，到二三十年后再谈立宪，那将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严复集》155页所引严复佚文）。
严复高出侪辈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西方社会生机强盛的真谛在“自由”。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严复晚年思想确有反复，但归根结底，他早年的留学及其底子，在根本上，宪政与帝制孰优孰劣，毋庸词费。
他连梁启超、袁世凯都瞧不上，更不用说杨度之流了。严复多封致熊纯如信中，谈起梁启超，说梁氏喜发偏宕之言，惊奇可喜之论，他认为梁氏出风头之意味多。他引雨果的话说，当革命风潮起来时，人人爱走直线，意即取巧。他思想的矛盾，主要是仁人君子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所起的感慨。
将严复植入筹安会，乃是杨度幕僚生涯的一次重要作业。故其全力以赴。不管不顾，谎言、诈欺、诱哄，无所不用其极，却因大势所趋，弄得一塌糊涂，拖泥带水，社会各方及其舆论都极不爽。他谈到对袁世凯的看法，南北和议成，袁氏胸中，早有成案，孙中山辞职，袁氏继之，就是靠惯性，其势非帝制自为不可（《严复集》645页）。
对于帝制，他不赞一词，年老体衰，仅虚与委蛇，不料惹一身腥臊。“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之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严复集》637页）。他的话还未说完，杨即表示不愿听，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报纸就列上了他的名字，成为既成之事实。杨度说，袁世凯见到有严复名字，高兴得很。一切是杨度在摆弄，可能有一个跟袁世凯一样高兴，或者比袁还要暗喜的人，就是杨度自己了。
袁世凯称帝，是以汉人接掌近300年的清朝。所以，严复心态复杂。他以为，清朝最初进攻中原、江南，极端暴虐无道，但以后的政治，他认为尚可，较元、明要好些。到了晚清，奸臣欺负寡幼，人民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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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者的末路（1）
新学生当旧幕僚，北大的江崇屏入吴佩孚幕较成功。丁文江做孙传芳的幕僚，则不伦不类。北大的康白情回他的老家一段时间，给川军军头做幕僚，全然与军事隔膜。他的诗歌《草儿》，富于童趣、理趣、天真和平，和地方军头万难整合。饶汉祥，他则是名士加畸人，他的文字贯通技术性操作，要他写什么样的文字他都能折腾出来，可为无米之炊。
旧军阀用新学生，有一种硬性和时代接轨的复杂心态。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
杜甫也有过短时间的做幕僚的一段生涯，当时他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朋友严武恰好被派到四川当成都的节度使，因此他推荐杜甫做节度使的参谋，这对他的生活来说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严武主要是在训练部队，想要跟西部大山中的吐蕃作战，在某年的七月份，率兵西征，他曾写诗记录这件事情，杜甫也有绝句跟他唱和，两个月后就将吐番人击败，收复了一些城市，就是现在的四川理县一带。严武又指挥他手下的刺史继续追击吐蕃人，将地盘向西扩展了好几百里，杜甫这时写了《八哀诗》，其中说“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真是推崇备至了。严武这个人文武皆备，很有气魄，对地方及边疆建设卓有成效，杜甫在他的幕府中颇受关照，在这期间写下很多诗，还写有文章《东西两川说》，此文议论边疆问题。当时幕府管理非常严格，一早上班，天黑才下班，因杜甫家在城外，在幕府上班生活相当呆板，有些幕僚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往往都是勾心斗角，杜甫这时已经50多岁了，和这些人在一起，暗箭难防，心中忧郁不可言宣；而这些人出于自私的本性，有的将矛头对准杜甫，说他这样那样。他受到这种打击，压抑憋屈，滋生多种身心疾病，加之办公室久坐，导致四肢麻痹。当时他做了一首很伤怀的《宿府》，记录幕僚生涯的，“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又说“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饱经丧乱，流离失所，其痛楚可知。所以他在第二年的初春，很坚决地向严武辞去幕僚的职务，回到他的杜甫草堂，重返他的耕读生活。他的幕僚生涯不及一年，回到草堂后，生活也大致过得去，又过了一年不到的时间，严武去世了，杜甫也就失去了依凭，过了一个月，就彻底离开了四川。
饶汉祥大笔如椽
张爱玲以为，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布满了虱子。虱子这个小虫，与那些文人幕客，渊源甚深，给他们的华袍增添了几许悠长的说道。有时候，竟要有狮子的伟力，才能运动虱子的意象呢。
王猛，当年本来可以成为桓温的得力幕僚，可是他们谈不拢来。所谓深沉刚毅，气度弘远，天下人没有几个是他放在眼里的。就在和桓温见面扳谈的当儿，他一面捉虱子，一面与桓温纵论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对其行为艺术也称奇不已，承认他是江东才干第一。
大文豪苏东坡也长过虱子。某次也曾他从身上捉得虱子一匹，当下他就判断说，此垢腻所变也。旁边的秦少游不同意，说，不然，棉絮所成也。
又据明代江盈科《雪涛谐史》，说是王安石上朝时，一只虱子从他衣领爬到胡须丛中，为神宗皇帝所见。后来他要弄死这只虱子，他的同僚还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