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池座的观众中间，所以北京人都习惯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规矩，所以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斯大林或者莫洛托夫打算到剧院去，那么票子事前会发给可靠的人。他们乘车到专门的入口，乘专用电梯上去。而他们所在的包厢装饰得严严实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剧场里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包厢旁边的小厅里，预备有各种吃食、甜点和饮料等。与哪怕是经过挑选的观众，从未有过任何交流。穿制服和便服的安全官员到处走来走去。 周恩来身旁没有看见警卫，这使我感到不安。安全机构的人肯定在附近。但他们的举止使人绝对看不出来。 次日，外交部新闻司通知我，朱德元帅将接受采访。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必须保密的。 好奇心始终困扰着我，为何他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当地的几个中国通的解释是，由于我的单子里总理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因此他要用独特的中国礼节来弥补自己不能接受采访。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我想，是否周恩来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朋友和战友鲍罗廷的敬意？ 在中国呆了将近半年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跟总编列昂捷夫讲妥，便将自己关在办公室，从早坐到晚，在打字机上敲出旅行札记。 有一次，出得办公室，给热水瓶灌开水时，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她令人惊异的美丽、身材高挑，波浪般的栗色头发披在肩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前从未在编辑部见到过她。打过招呼之后，我从旁边走过，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看女人的背影，走向总是有热水的水炉。然而，走过十步之后，终究忍不住回过头来。就在这一刻，这个神秘女郎也回过了头来。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当然，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姑娘我出差的时候作了校对员。后来，结束了自己的札记之后，我去英国出差。再后来，是1958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但是，我们交换过的目光却在一直陪伴着我。 六十年代初——她那时满25岁——列拉（她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叫她瓦列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搬到了我那儿。1966年我们结了婚，很快，儿子安德列出世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是中国共产党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 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 当时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毛的新路线：“百花齐放”。就像“伟大领袖”的其他创举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治为“百花齐放”。所以，现在1956年匈牙利暴动之后不久，毛决定在红色中国宣布“创作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在中国期间，我打听了这个新鲜事物是如何实际得到贯彻的，因为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东西。 文化部的高级官员们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据称，创作人员一个个热情高涨。出现了新作品，举行各种政治辩论，准备开拍讽刺电影——一句话，一切繁荣，大家都为此感到喜悦。 同？时，《人民日报》经常刊登一些有关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话，这些文章起码会被称作“大有问题的”。即便这样，《真理报》时不时地转载一些中国出版物上的类似文章。 在北京与作家、记者、画家、大学教授谈话时，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任何宣传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非正统思想。 在正式采访朱德元帅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布的创作自由的路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元帅不仅确认了毛的这个独创的不可移易，并且对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论证。以匈牙利为例，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支持了暴动。朱德继续说，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触及到了国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必须研究，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并努力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不打算，”朱德元帅总结说，“给兄弟党提任何建议。但自己得出了结论，并规划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齐放’的路线中得到贯彻。” 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我到处打听，首都之外如何实现“百花”的政策，总是得到与见到朱德元帅时听到的大致类似的说法。显然，外省的领导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并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国访客。自然地，我就这个“新路线”也问了周恩来。他表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计划长期进行的政治试验。而后，像朱德元帅一样，将“百花齐放”的口号定义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 在中国旅行将近半年期间，我每两周便向自己的杂志发回一篇札记。由于《新时代》杂志的特殊性，杂志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闻检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并马上刊登出来。我有关“百花”的札记也刊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何况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苏联报刊均未涉及到这个题目。 我似乎可以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新闻高兴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刚刚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苏共中央见当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她立即批评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您怎么能够，”她火冒三丈，“写出这样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国发现的是什么百花？您有没有在我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说过这种东西？并且，编辑部不跟我们商量，就能够刊出这样有缺陷的材料？” 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九十九朵花被割掉了…… 只剩下了一朵，还是那个共产主义的小花朵。 上面提到的札记，后来编入了我的书《从松花江到北回归线》。有关“百花”的那篇札记，里面当然没有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1）
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内森·洛克菲勒当着我的面按了一个按钮，世界上最早的电视雏形便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为了跟英美军事代表团的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就将我们代表团的一位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洛克菲勒，以私人名义请我转告莫斯科美国将从越南撤军的步骤与要求…… 194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便结识了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那年夏天，在首都附近的杜巴顿－伊科斯庄园里，苏联、美国、英国三大国举行了反法西斯联盟会议。会议上，研究了国际安全组织，也就是未来的联合国的宪章。 我当时担任由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我们与英美代表团的秘书——安吉尔·希斯和格莱德文·杰布密切合作。由于在会议上，大量的问题中间涉及到拉美国家，其中包括阿根廷参加未来组织的问题，担任罗斯福总统中南美问题助理的内森·洛克菲勒出席了数次会议。 会议的日程十分紧张。但是，每逢星期天，主人总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游览和娱乐节目。有一次，在会议闭幕前夕的一个星期六，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梯纽斯宣布，这个周末洛克菲勒家族邀请与会者参观纽约。 “晚上六点，”斯特梯纽斯说，“我在机场等你们……” 我们升空时，太阳还没有落山。飞行高度很低，所以下面可以看清楚从巴尔的摩绵延到纽约的庞大工业区：这里曾经铸造了战胜共同敌人的武器。一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拉加地亚机场。我们被安排入住“沃尔道夫·阿斯托丽亚”，这是当时纽约最豪华的饭店。 刚刚在客房安顿好，斯特梯纽斯邀请我们到这家一个名为“星际之巅”的大餐厅吃晚饭。大厅的里面乐队在演奏，女歌手热烈地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 晚宴非常考究，但夜间的节目并未结束。 夜里11点，斯特梯纽斯又出现在饭店，邀请我们到一家名为“钻石马掌”的俱乐部去。厅堂面积不大，用金色红金丝绒装饰，宽阔的舞台上是五光十色、穿插着十分轻佻的表演。显然，我们的主人是这里的常客。起码，门僮，领班，侍者等人都非常熟悉他。我们在俱乐部坐到了深夜。 第二天是游览市容：帝国大厦，华尔街，纽约交易所，博物馆等等。晚上，我们出发到第五大道，参观庞大的摩天大楼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成了已经十分熟悉的内森的客人。在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除了我们几个代表团之外，还有一批美国的贵宾。 主人迟到了。这时，经理请我们到各色饮料齐全的酒吧。气氛无拘无束，只有身穿带金银边饰的侍者保持着正式气氛。突然，经理拍了几下手掌，高声唱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介绍内森·洛克菲勒……” 内森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大厅，看起来与众不同：淡棕黄色头发，晒黑的脸上线条分明，有点像北美印地安人的长相。他向众人鞠躬，与各个代表团团长握手，并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而后走到斯特梯纽斯旁，开始跟他说话。 内森·洛克菲勒的穿着非常随便：上身的深棕色西装穿在他身上大得像口袋，西裤的膝盖处皱巴巴，大概好久没有用过熨斗了。可是他本人一点儿也没有不好意思。他无拘无束，然而在场的许多美国人对他表示了关注。 我走近内森，感谢他邀请我们参观纽约，并请他讲一讲洛克菲勒中心。他建议我们登上摩天大楼的顶部，以便得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