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屏Φ玫郊忧浚钪盏贾铝�1917年的革命…… 不祥的音调闯入每天的生活之中：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失败，暴君佛朗哥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武力扶持下在马德里登位，奥地利被合并以及希特勒凯旋进入维也纳，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讹诈以及慕尼黑阴谋…… 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也在急遽恶化。我当时在“阿斯纳尔”工厂上班。我的工作岗位在设计室的一张大绘图板后面，在季莫菲耶夫工程师领导的小组里。他对我十分关怀，帮助我掌握工作要领。但是，跟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乌克兰宣布了动员令。预备役军官，其中也包括季莫菲耶夫，被征召加入红军。他来看过我们一两次，已经身穿军服，神态端正，表情肃然。他对我们说，已经拿到派遣证，要到波兰边界的军区去。根据苏联与法国的协议，一旦发生入侵，我们应该共同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一切都在表明，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新闻媒体对希特勒威胁布拉格的报道，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在苏台德地区的挑衅，预示着纳粹分子将采取新的占领行动。莫斯科在乌克兰军区宣布了动员，以此证实已经做好准备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密切关注着慕尼黑会谈，并确信，假如希特勒不做出让步，苏联和法国将履行诺言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我国人民，正如我所感觉的，心理上已准备好了这样去做。并且我们也希望，最终德国法西斯统治会失败。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导演的歇斯底里的一幕却使西方列强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不允许苏联红军越过自己的领土。乌克兰的动员被取消，工程师季莫菲耶夫也脱去军装，由回到了“阿斯纳尔”工厂的设计室…… 每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经过玛丽娅公园，望着展现在面前的第聂伯河左岸，浅沙滩，水淹的草地，远处地平线上与教堂，钟楼交织在一起的树林。难道那个时刻真的会来临，德国士兵真会占据这块陡坡，而我军则顺着这块草地退到很远的地平线以外，纳粹分子蜂拥而至，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或者被俘，多灾多难的乌克兰村庄被烧成灰烬？ 我读过神秘的恩内斯特·亨利刚刚出版就轰动一时的名为《希特勒反对苏联》一书。作者在书中预言，德军将会短暂地占据苏联广阔的领土。但是，我所见到的却是，希特勒建立起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不无西方政治家的帮助。我已不能排除，一旦与德国交战，我们将承受巨大的损失。所有这些想法对我个人而言也一样。基辅工业学院的夜校部设有军事教研室，我们大家在学习期间都被延期服役，而现在则要接受真正的军事训练。我们大学毕业后享有优惠：陆军一年顶两年，而海军两年顶四年。我们能在战前服完兵役吗？ 1938年11月初，军事委员会的通知书到了。首先要体检，然后去征兵委员会报道。我体检没查出任何毛病。委员们只问了与个人简历有关的几个问题。在走廊里略微等了一会儿，我就又被叫了进去，我得知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并于本月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浪漫的大海一直都令我神往。但对征兵委员会的决定一点也没感到高兴。因为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被编入乌克兰军区的陆军部队。他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服役，经常可以请假回家，不顾规定，换上便服，在熟悉的环境里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而我远在海参崴，这些都享受不到，并且我的服役期是两年，不象他们只有一年。我和佳丽亚也不得不长期分开。还有一点令人不舒服，命令我剃光了头去集合地点报名。 出发前的那段日子乱作一团：办理各种证明，领取车票，证件。与佳丽亚告别是那么难过。况且我还从没有离开过父母这么长时间，现在要离开他们真是很难受。那段时间我一直心情不好。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使我预感到一种莫名的东西将会改变我的一生。我羡慕朋友们留在了乌克兰，但却根本没想到，他们几乎全部战死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如果我和他们留在一块儿的话，大概我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 在集合点，我意外地遇到了两个和我一起毕业的校友——阿尔嘎沙·爱尔立贺曼和伊格尔·别里亚列夫。我们几个月没见过面，现在得知他们也被派往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在一起总会好一些。征兵办公室的人对我们进行了训示，并通告了报到地点，最后一次放我们回家。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了莫斯科，然后乘坐西伯利亚特快列车前往远东。 我们这些新兵只能依靠自己和手里那一点点钱。但我们仍然决定在首都呆两天。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并且说实在的，对我们来讲，过十天，还是十二天到达指定地点并没多大区别。 莫斯科的早晨阴沉而潮湿，这跟我的情绪差不多。站前广场上挤满了人，雨稀稀落落地下了起来。我慌了起来。我们没有栖身之地，又不能住旅馆。因为我们的身份证在基辅被军委会收去了，作为新兵我们应该不停留直接到达指定地点。 “也许，只好今天走了？”伊格尔犹豫不定地说，他显然像我一样有些胆怯。 “伙计们，别丧气！”阿尔嘎沙是我们中最有办法的一个，他提议说，“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手续问题。先到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确认车票，把箱子交到寄存处，然后再说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每个人的东西并不多：两床换洗的被子，几双棉袜子，路上御寒的帽子和体贴的父母事先准备的一份干粮。往远东方向去的火车都是从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出发的。当然首先要订好票。并且空着手在城里溜达总是会轻松些。总之一句话，阿尔嘎沙的建议被采纳了。 在莫斯科呆的这两天过的还真不错。我们参观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历史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我们在莫斯科饭店的餐厅吃饭，花钱买上等葡萄酒到这个豪华餐厅吃了一顿饭。 所到之处人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们的光头，或许把我们当成在逃犯了。而我们尽管喝得略有些醉意，但却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加入到保卫祖国海疆的队伍中去了，可以傲视周围的人。大剧院慈悲的票务员看了我们的乘车证，对我们非常同情——天知道要把我们派到哪里去，于是开了三张楼座的免费入场券。我们的一天在鲍罗廷的歌剧“伊格尔公爵”的乐曲声中结束。但最后只能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的地板上过夜，拿报纸作床单。
在太平洋舰队（2）
第二天早晨天气好了，我们在火车站的公厕里洗漱完毕，又去城里转悠。开往海参崴的火车下午发车。这回我们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旁的卖羊肉串的摊儿上吃的午饭，饭后很快就回到了火车站。 莫斯科到海参崴路上走了九天时间，期间的事情可以大书特书。我们所乘坐的车厢里面的条件，跟我所习惯的国际卧铺不可同日而语。车厢是敞开的，隔板上只是薄薄的床垫，睡上去很硬。我们这个隔间里——过道横着摆着两个上铺，两个下铺——还有一个新兵，也是去太平洋舰队的。他比我们都大，30岁上才从列宁格勒船舶制造学院夜校部毕业，跟我们一样由于上学而推迟了服役。我们的新战友叫彼得，他用自家制的香肠款待我们，香肠是老家的人寄来给他路上吃的，他父母在老家的集体农庄工作。 到第三天，车厢里所有的人相互都认识了。在一些车站，停靠的时间长的话，乘客就跑到小卖铺或者道边的小摊上去打水，买吃的东西，然后在站台上转悠，等着列车鸣笛。再往前走，西伯利亚有一段是单行线。有时在岔道口要等很久，给迎面来的列车让道。海参崴的早晨雾蒙蒙的很温暖。起初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像俄罗斯中部的省城。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很有特色。当时那里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有几条街看起来颇像纽约或旧金山等地的唐人街。还有一家中国剧院。许多街头小贩向行人兜售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宫灯，折扇，奇异的象牙制品等等。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蔬菜基本上都是勤劳能干的中国和朝鲜农民提供的。其中许多蔬菜品种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 我在那儿服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驱逐中国人。很快他们就全都被赶走了，滨海区的经济由此也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手工业衰落，中国剧院被封，蔬菜彻底不见了。从那时一直到今天，蔬菜基本上都是从乌拉尔和乌克兰运来的。 我们打定主意不马上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将行李交存之后，便出发去市里参观。由于我们身着便服，随处可见的陆军和海军纠察队并不注意我们。我们在最好的餐厅吃了一顿午饭，喝了一杯，庆贺抵达服役地点，看了一场刚刚上演的反法西斯影片《奥本海姆一家》，下午才到司令部报到。 值班军官教训我们没有从火车站直接来报到。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想到，从莫斯科每天只有一班火车，于是可以轻易地推测出，我们在城里逛荡了一整天。他叮嘱我们今后不要违反纪律，此后是简短的面谈，检查我们的文件。 我们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程处。这时，专门管我们的军士长米谢科也来了。他把我们四人领到位于列宁大街的红海军宿舍，按照海军的术语，宿舍被称作底舱。 在大楼一层的一间大屋里，放着十几排铺位，铺着军用被子。我跟阿尔卡沙的床挨着，中间隔着一个放个人用品的小柜。早晨，我们领到了红海军军服——常服、厚防水布工作服和礼服。整整两年里，底舱应该是我们的家。我们统共是四十多个有高等工科教育背景的年轻小伙子。每天早晨，米谢科带着我们排着队去上班，这样，我们身穿水兵服，在八小时之内作工程师，而下班之后，又重新变成普通水兵，排着队唱着军士长起头的歌。 米谢科关照着，让我们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