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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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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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皮夹子。劫匪摸出了皮夹子,然后拿枪对着我,开始慢慢地向后退。  “把钱拿走,”我对他说,“把皮夹子还给我。那里面有证件……”  我不想失去驾照,加油的信用卡和国务院发的外交官证。没有这些简直寸步难行。可是,要想办理副本明天得花多少时间啊!  不知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不会有“明天”。我大声索要自己的证件。但这个黑人似乎没有听见。其他人也都站着不做声。我在心里想着,现在这些人是否受毒品的作用?他们的反应似乎十分迟缓。没有考虑可能的后果,我走近那个劫匪,夺来了自己的皮夹子。他一下子呆住了——显然没有料到我的这种轻率之举。他接着扬起手来,然后用手枪柄击打了我的头部。但我还是来得及打开皮夹子,拿出绿票子——那里面有大约两百多美元。  “把钱拿走。”我将打开的皮夹子伸了过去。他拿走了所有的钱,于是,我对自己的行动非常满意,把皮夹子装到了口袋里。  黑人命令道:“脸朝下卧倒!”  我走开了一些,看见在沙发和椅子之间,面朝地毯趴着两个身穿饭店门僮制服的人。我觉得这种姿势不太雅观。我只是单膝跪下,把头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时才感觉到,脸上在流血。显然,某个血管被碰破了。血越流越多。衬衫和椅子上出现了红色的血渍。我侧目看了看前台的方向,那里有两个劫匪正在撬保险箱。血流进了眼睛,于是我想用手绢擦干净。我旁边的年轻人立即神经质地做出反应,他走进我的身边,发现了手上的手表。他拿枪对着我的太阳穴,试图解开金属表链。所幸,表链扣得非常紧,所以他怎么也卸不下来手表。这时,保险箱的小门咯吱吱响着掉下来了。黑人从我身边跳开去,跑向前台。我利用这个时机,卸下了手表,藏在自己的口袋里。这块表有纪念意义,所以不愿意失去。但是,这样也不无风险。黑人走回来,看见我依然是那种姿势,只是手表不见了。他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我想着再挨一下。但是,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嘟囔了句什么,走开了。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卸下了手表并装进口袋里了。  我在想,下一步会怎样。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劫匪在逃走之前射杀证人。所以才叫我们脸朝下趴着。这样,更方便在后脑勺开枪。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也就无从担忧将来的事了。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我开始琢磨,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毫无疑问,报纸会大写特写对“亚当斯”的抢劫。会讲得十分详细,并且配上照片。我想象着自己血流满面出现在报纸上,外加一句“苏联外交官受伤”。这绝对不行。本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相当糟糕,再加上一个袭击外交官事件。也许还会编出一个对十分接近某某人的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院士的“未遂袭击”事件等等。搞不好,会搞成类似萨拉热窝枪击一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国旅”当导游(3)
HJ*5/9〗我毫不怀疑,这纯属巧合。打劫的是饭店的现金,而我不巧正在这时走出电梯。这是听见一声喊:  “十五分钟之内别动。如果有人敢动,我们就杀了他。我们会看着……”  拿走了保险箱里的东西之后,这四个人一个接一个,背对着大门,端着手枪离开了饭店。所有的人都出了一口气。我们真是太走运了。劫匪没有闹出多余的动静。不管怎么说,白宫就在附近。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周围非常安静。我问道:“是否该叫警察啦?”  “您这是怎么啦!”我听见有人小声说,“别动,时间还没到……”  又等了一会,我们都站起来了。值班员拨了电话。过了大约一两分钟,就听见警笛声,刺耳的刹车声音。窗户外边闪起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刑事案件的记者匆忙地拍着饭店的入口。我只剩下数秒钟时间了。夜间值班员和门僮挤在大门口的当儿,我悄悄走向电梯,按了电钮。电梯门开了,然后立即在我身后关上了。过了一瞬间,我已经来到了五楼。我走到阿尔巴托夫的门口,按了门铃。  “是谁呀?”  “是我。尤拉,快开门吧,有一件事情……”  门打开了一条缝。有两条链子挂着。阿尔巴托夫看着我,但没有认出来。毫不奇怪,脸上的血迹已经凝干,衬衣和浅色西装外套沾满了褐色斑点。  “这真的是我。”  “太恐怖了!出什么事啦?”  “这就说给你……”  我简单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我决定不能这个样子碰见警察。然后我到洗漱间,洗了脸,洗净了衬衣,洗掉了西装外套上的血渍。然后,把这些东西挂在落地大台灯上烘干。阿尔巴托夫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在美国首都的中心会发生这种事情。大约四十分钟后,我看了看窗外,看见警察正在离开旅馆。只是在街对面还有一辆巡逻车。伤口不再流血。衣服也干了。我们商量好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分手了。下来到前厅之后,我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跟记者说话的夜间值班人没有注意到我。我的汽车就在旁边,二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到家了。  虽然我已经收拾妥当,我的妻子列拉马上就明白了:出事了。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她听。她已经习惯了我经常会发生各种糟糕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平静了,帮我清洗了伤口,贴上了膏剂。  早上八点,我已经开车到了酒店。然后我跟阿尔巴托夫一起去国会出席一个工作早餐。电视和《华盛顿邮报》非常简单地报道了“亚当斯”酒店的抢劫以及“没有人员伤亡”……  现在我们回到遥远的1934年。  我们决定,不向比尔解释,为什么替那两个被他轻率地乘别人汽车打发走的女士担心。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开始收拾准备过夜,放下了窗帘,用小地毯遮住前后窗玻璃。我和比尔安顿在后座,斯捷潘在前座。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所长时间。揭开窗帘的一角,外面一片漆黑。雨停了,天气稍微变冷了。我摇了摇斯捷潘的肩膀:  “也许应该发动机器,打开暖风……”  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就听见了说话声。我弯腰对斯捷潘说:  “有人朝这边走来。坐好别动。让他们以为没有人……”  比尔动了动。我警告他说:  “请您别出声……”  他理解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躺在座椅上。说话声接近了。说话的有两个人。突然,静了下来,然后又听到:  “看看,这是什么!”  “它是从哪儿来的?”  “怕是陷住了。”  车子两边近旁,是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可以听见沉重的呼吸声。我们屏住呼吸,尽量保持一动不动。突然,听见了敲击声。是金属东西,或者是截断的枪托敲的?这样就大事不好了。开始拽前门的把手。斯捷潘一下子明白,再也无法藏着了。  “走开,我要开枪啦!”他拼命喊道。  他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于是就逃跑了。也可能,走过来的不是恶人。但最好是保险再保险。当然,斯捷潘根本没有枪,但心理上他的盘算是对的。后面我们再也没睡。我对比尔解释说,这些人可能是喝醉酒的恶徒。  “在我们美国这些人一样也不少。应该离他们远些才对。”比尔温厚地表示同意。等到天亮之后,我们下了车。后保险杠挨了一下,但破坏十分细微:金属稍微凹进去了一点。锁好“林肯”之后,我们出发去附近寻找住家户。  村庄坐落在一条大路上,路的两边栽着柳树。前两个房子的窗户都钉死了,里面没有住人。显然,是“被没收财产的富农”抛弃了。第三家的烟筒里冒着烟。我们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老的女人,身穿黑色包发帽,肩上围着一个破旧的方巾。我们问了好。我道歉说,这么早惊扰了,请让我们进屋。  “请进吧。”她略微顿了一下说道。  在正房里,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显然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大块面包。俄式炉子里,看得见盛土豆的铁锅。我解释给他们,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并补充说,跟我们一起还有一位美国游客。  “请坐吧。”那位年长些的说,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我们实在是饿坏了,所以顾不得人家的劝让。女主人将铁锅放在桌子边上,给每个盘子里都放了煮土豆,然后浇上向日葵油,给每人倒了一铝杯甜菜茶。我想,对于前来作豪华游的比尔这顿早餐有点太过简单了,并且在这样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用餐之后,他会对集体农庄的饮食留下不好的印象。法因伯格那里可有我好看的!就为我们让美国人这样过夜,我们肯定要倒霉!但是,比尔不但没有抱怨,而且还称赞食物“味美营养”。  从主人的话里我们弄清楚了,我们来到的不是昨天参观过的那个农庄。这个根本就不是“模范”式的。我的又一个失误!不过,这里的人帮了我们。吃过东西之后,我们去了农庄管委会,那里给了两头牛来帮忙。  “难道它们能把这个大家伙拖出来吗?”斯捷潘表示了怀疑。  “会拖出来的,它们有的是力气……”  壮硕、沙土色的牛长着黑色斑点,犄角朝两边分开长着,鼻孔里戴着铁环,好奇地打量着同样也是沙土色的海外怪客。挽具上套了缆绳。我跟斯捷潘将缆绳的一端系在“林肯”的前板簧上。比尔坐在车上,发动了汽车。我们俩在后面推。前面喊起了“驾驾”的吆喝声,牛开始使劲,汽车晃动了一下,慢慢地从前一天车轮挖翻起的沟渠里出来,沿着冻实的土地望前移动。这里,我几乎看见了某种象征:乌克兰牛使美国技术的奇迹恢复生机!……比尔微微打开车门,喊道:  “这车本身根本没希望!没有公路和其他设施它毫无用处。我给你们说过了:应该赶快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  现在,当电视上播放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没有道路,在粘稠的泥浆中拖拉机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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