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她会注意到我的。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暑假期间把四年级的课程全部学完，秋季考五年级。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何以会有那么样的意志与力量，牺牲休息和乡村的娱乐，放弃骑马和夜间钓鱼，不去采蘑菇，也尽量不去游泳。 屠格涅夫曾经说过，爱比死亡强大，比死亡的恐惧强大。我当时也体验到了类似的情形，非常高兴地牺牲一切，为的是达到既定的目标，不曾怀疑，不曾害怕会失败和全部的努力会白费。某种神秘的激情给了我力量和顽强的精神。从来到斯瓦里切夫卡的头一天起，我就拿着米海里带来的书本用功。他是个真正的朋友，帮助我对付那些似乎是力所不能及的课程。但我做到了，通过了考试，上了五年级，并且以得胜者的权利跟娜塔莎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冒险，不能不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从四年级跳到五年级，我的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会晚一年从七年制学校毕业，也就是1931年，而不是1930年，也就是乌克兰开始大饥荒的那一年。而这样，我会在卫国战争开始的那年大学毕业。一切都会挤成一团，乱成一团。如何能不相信，说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偶然编织而成的？ 五年级那一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对娜塔莎柏拉图式的爱情，每天能够跟她坐在一起，使上学成了一连串的节日，并使我轻松地完成功课。此外，还有不少的娱乐。赫德维克小姐教我们唱歌，音乐和绘画课，指导我们的业余话剧活动，我们大家都参加了。我们的演出在克列夏季克的商人工会俱乐部进行，那里有一个带舞台的大厅。观看演出的不光是家长，我们自己动手画的色彩鲜艳的海报吸引来了市里的公众。我们的常客是魏玛共和国的总领事。他剪着平头，外加硕大的后脑勺，非常像金登堡，他有着军人的作派，显然曾经是德军的将军。基辅郊区驻扎着一支部队，官兵都是德裔。他们负责指导我们学校，所以我们也经常去他们那儿。那里所有的地方——各种标语，口号，图表等全使用德语，命令也是用德语下达。 德国总领事经常参观这支部队。当时，红军总参谋部与德军指挥机关合作密切，经常与其在基辅近郊举行联合演习，其中我们的指导员，德裔的官兵也参加这类演习。每年夏天，我们会在基辅近郊德达尔尼茨军营里住一两周，照看马匹，在演习充任侦查员的角色。 我还记得在同班同学舒尔卡·蔡特林的宽敞的家里举办晚会。他住在距离学校不远的格罗杰茨基大厦里，那幢房子的建筑奇异，不同寻常，往往引起行人的注意。革命前，格罗杰茨基也许是当时最时髦的建筑师了。在基辅，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建造了带希腊式廊柱，多利斯式圆柱以及宽阔的阶梯旁有两个石狮的历史博物馆，摩尔式银行大厦等其他建筑物。但是，最别致的却是位于银行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格罗杰茨基是个酷爱打猎的人，每年都要去非洲，用鹿，老虎，狮子，兀鹰等装饰自己巨大的别墅，屋顶几个角上是尾巴朝上翘起来活像精巧蜡烛一样的美人鱼。苏联时期，那里安排住进了几家人，舒尔卡的父亲，曾经是私人执业妇科医生，占了整整一层楼。我们喜欢在那儿玩，还因为他们家里养了一只小猴子。它在各个房间跑来跑去，从五斗橱跳到衣柜上，从一张椅子跳到另一个椅子上，逗我们开心。不过，它身上的味道不太好，但因为它那非常令人感动的鬼脸和罕见的奇异，其他地方都被原谅了。 在这些晚会上，我们朗诵德语、俄语和乌克兰语诗歌，自办音乐会，玩罗托，玩木雕象形，以及革命后保存下来、在知识分子家庭孩子中间十分流行的游戏“鲜花风情”，即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卡片上花的名称下面写着经典作品的片断。把花的名称说出来，并交给女同伴，传递纸条时，不能大声说出来… 那是多么快乐，无忧无虑的年代啊！ 但是，从下一年开始了黑暗时期。我对娜塔莎突然冷淡了，变得孤独而失望。而她也在偷偷地难过。米海里的母亲跟沃隆诺夫离了婚，然后要带上孩子们，回自己的佐特霍枫。这是第一个打击。我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永远失去了。因为当时觉得外国太遥远了，就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一样。我们俩最后一次去了一趟以前常去玩的第聂伯河峭壁，向着阿斯柯德墓鞠躬，希望它神秘的力量以后会使我们再见……我们非常伤心，甚至愿意一起跳进漩涡。但是，不得不认命。 学校里也开始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赫德维克小姐被捕了。有传闻讲，似乎她参加了某个破坏组织。没过几个月，数学和物理老师席林也消失了。赫德维克小姐似乎作证说他就是这个“破坏小组”的负责人。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够破坏我们国家，但依然相信听到的传闻。很快，“战斗队员”巴乌里也被捕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来了一些德语很差的新老师。部分课程开始用俄语讲授。我们大家都喜爱的校长菲比赫是最后一个被捕的。路德街上的教堂也被关闭了。我在想，好在乌伯夫妇已经回了德国。否则他们也会被认作间谍的。事情发展到了要解散德语学校，很快学校被解散了。我们之后，仅毕业了一个年级。 。 想看书来
父亲被捕（1）
大清洗的浪潮终于波及到了乌克兰，党政领导人全部遭到镇压，普通人也不能幸免。 一天夜里，我父亲被政治总局的人带走。 在德语学校升到六年级之后，便很少见到父亲。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船坞的设计和寻找合适的建设地点。他早出晚归，而我要上第二个学：早晨在我们楼里有一所乌克兰七年制学校。休息日更是杂乱无章。显然，当局为了让人忘记星期天的宗教意义，不习惯教堂，实行了五天工作制：每五天是一个休息日——五号，十号，十五号，二十号，二十五号以及三十号都是休息日。工厂企业实行灵活工作日制度，保证连续生产。结果，许多家庭成员的休息日各不相同，所以，实际上几乎没时间交流。 很快就发现，在工厂企业里，往往不能找到某个当时需要的员工。出现了过度频繁的变动，最后“不间断生产”被迫取消。结果是，克里姆林宫的试验家们给家庭和生产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失之后，又回到了正常的六天工作制，星期天休息。 这也许是党和政府最初的唯意志论决策之一，而苏联时期这种东西数不胜数，直到八十年代后起的反酒精运动，结果彻底搞乱了商业。惟一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所有决议和行动有科学根据的领导们，如何却不能预见到自己决策的后果。最有意思的是，人民永远不能知道，谁人将用又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造福于他们。 有几次，父亲带着我乘快艇在第聂伯河上旅行。他跟来自莫斯科的政府委员会一起，挑选建造船坞的合适地方。我们乘船一直逆流而上，走得很远，然后顺流而下。大地测量专家考察适合建造厂房的一个个浅滩和小港湾。这都是些美妙、风景如画的地方，长满红藤蔓的人迹罕至的沙滩，以及接近峭壁的水淹草地，小河湾和小树林。但当时国家醉心于工业化。人们奇妙的梦境中都是建设工地的脚手架，工厂冒烟的烟筒和四处可见的输电线。很少有人认真想过，类似正在设计的船坞这样的工业庞然大物出现之后，将意味着第聂伯河沿岸自然景观的消失，人类与动物自然生活的终结。 好在父亲的影响起了作用：为船坞最终挑选的地点位于河湾处，伯多对面，从前那里曾是修船车间。基辅上游和下游的第聂伯两岸未遭到破坏，直到战后，在维什戈尔附近，由于博德戈尔内等乌克兰领导人错误理解的“体面”而修建的水电站大坝，破坏了周围环境，淹没了数十万公顷的良田和牧场。 一直让父亲醉心的船坞终于开工建造了。对他而言，这段时间一点也不轻松。在审判了著名学者，蒸汽锅炉设计师拉姆辛等一批工程师的所谓“工业党案件”之后，开始逮捕革命前的技术专家。在父亲周围，消失的不仅仅有工程师，而且有许多高级技工。在又一个同事被捕之后，父亲脸色阴沉回到家里，话很少。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干破坏。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里有个可怕的秘密。大家都像是着了魔一样。他们干吗要破坏？他们的职位不错，工作很好。为什么要让自己丢掉这一切？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并且算在他们头上的破坏行为，并不是恶意所为的结果，而是操之过急或者水平有限，随便那个建筑项目这种事情都少不了……”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也没有逃脱这种下场。一个出色工程师，从少年时代就追随革命运动，他的儿子别佳跟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经常看见别佳的父亲和母亲，漂亮的黑发女人，出席我们在商人俱乐部的演出。别佳的父亲蓄着胡子，胸前戴着一个当时十分稀罕的红旗勋章，大概是内战期间某个勇敢的行动而获得的。他怎么会是个破坏分子？ “他不是破坏分子，”别佳见过马上就要被发配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父亲之后，哽咽着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承认从未干过的破坏活动，就是这一生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最后一次做贡献。国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还有内部敌人。人民应该保持警惕，并相信光明的未来。认罪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在加强革命所创造的制度，支持了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任，而后者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 许多坚定的共产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自己相信权力机关绝对正确。绝对不可以认为，正在发生绝对的专断。必须让人们相信，政府永远不会错。如果某个人被捕了，也就是说，他有罪。任何辩白自己无罪的做法等于是企图怀疑政府的行为，也就是怀疑制度的公正。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