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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2）
1929年，我的中学同学克卡·尤什科夫跟他母亲去阿纳帕——黑海上的一个儿童度假村。他们邀请我也一起去。父母亲最初不同意，但在我的不屈不挠的要求下最终还是让步了。我们坐火车到静河站，然后度假的人们用汽车拉走，这段路我记得很清楚。当地居民在沿途车站上大量兜售水果令人惊讶万分。沿着月台，在绣着公鸡的方巾上，麦秸编的托盘上的，深褐色树皮盖着的陶罐里装着煮过的牛奶，放着家常香肠，腌猪油等。铁罐里是热乎乎的土豆，盘子上放着有名的小罗斯荞麦煎饼。那里也有熏文鳊鱼，大量的水果。热乎乎的家常面包，点心和小圆面包买了喝茶时吃，而每个车站的月台上都有开水。警察也不驱赶自发来卖东西的人，不过集体化开始后不久，警察驱赶小贩则变得司空见惯了。 我跟克卡拿着装满了樱桃的袋子沿着火车在月台上逛着，熟练地吐着果核。 “听我说，”我对他讲，“自从我跟父母内战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到基辅之后，我再也没有坐过火车了。那时，车厢里根本挤不进去。地板上，所有的架子上，甚至天花板下面都躺着人。停车的时候，谁也不敢下车，害怕丢了自己的位子，或者干脆再也挤不进车厢了。而且车站上也空荡荡地，连一个人都没有。” “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今后再也不会有了。” 我同意克卡所说的，但绝没有想到，我们俩都错了。不到一年，所有这些都将统统消失。被没收了财产的农民，被迫害的匠人和手工业者又将重新挂在车厢的踏板上，在空荡荡的、饥饿的国家里跑来跑去寻找一口饭和容身之处。 集体化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农民，而且还有渔民。国境与其说是对外国间谍关闭，不如说是锁住了自己的国民，以免使他们逃离苏联。每天太阳下山时，小船被锁在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渔网被征用。土耳其渔民没有了营生，很快，他们和希腊人、鞑靼人等其他许多人不知被迁移到哪儿去了。新鲜捕捞的鱼再也见不到了，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大家都非常惊讶，为什么在列宁格勒一条鲜鱼都买不到，而赫尔辛基港面对各种海产品眼花缭乱）。果园和菜园都没有了，手工业也消失了。并且整个阿纳帕都荒凉了。 阿纳帕的生活与基辅相比一点也不差。克卡的母亲在一家希腊人那里租了有三个房间的厢房，外带厨房。他们家里还有一个照料得很好的果园，还养了许多家禽。我们从他们那里拿山羊奶，鸡蛋，蔬菜和水果。这一家勤劳的人种出来的梨，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找不到了。城里的小铺里出售各种肉，新鲜的鱼，每天晚上土耳其渔民驾着自己的小帆船出海捕鱼。捕到最多的是鲱鲤——红色鳞片的小鱼，如果跟土豆和洋葱一起煎烤的话，味道十分鲜美。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小虾。当时，渔民们晚上出海可能逃到土耳其这个情况，似乎当局对此并没有担心：渔民们总是回来，带回新鲜的海产品。当时，高加索和克里木一带这些东西非常之多。 在沙滩上呆一个上午之后，我们——克卡，他妈妈和我——去库扎拉餐厅吃午饭。那真是个大饭堂。餐厅和花伞下放着桌子的楼天凉台面积之大，令人惊讶。身穿奶油色柳斯特林西服，凸纹布马甲，打着领结，浆过的餐巾搭在胳膊上的服务生们保持着旧时的气派。菜单异常丰富，服务无可挑剔。入口右边有一个酒吧，于是我们羡慕地看着那些用开胃酒招待时髦姑娘的小伙子们。 每天晚上，库扎拉都放电影，举办舞会。我跟克卡在呆在那里，欣赏着优雅的舞姿，感到自己非常孤独。不过，我们俩很快就在沙滩上认识了两姐妹。其中一个，淡黄头发的尼娜跟我们一般大，第二个黑发的维拉十六岁。不知为何，她青睐我，而克卡则喜欢上了尼娜。从外面看，我们这两对看起来十分好笑：克卡长得高，跟自己的年龄不相称，而尼娜则是小巧玲珑，非常灵活。我的姑娘不光比我大三岁，而且个头也高得多。不管我怎么使劲，刚够着她的肩膀。维拉整个是完全长成大人的姑娘，并且，很快就清楚了，她有跟男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她游泳不错，并且当她穿着紧紧包裹着清秀身材的黑色泳装时，特别吸引人。克卡和尼娜主要在浅水区玩，而我们俩游得很远，在大海中体验到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有时，海豚会游到我们身边嬉戏。海豚非常温顺，它们从海水中一跃而出，光滑的皮肤闪闪发亮。 在热热的沙子上舒服一阵之后，我跟维拉沿着绵延一两公里，一直通到秃头山的浅滩散步。这里的沙滩没有被分开，也没有所谓的卫生日光浴场。人们随意呆在各处。 我给维拉讲了父亲的故事，当年他从航海工程学校毕业之后进行了一次从彼得堡到敖德萨的环欧洲旅游。我特别着重描述了直布罗陀和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它那蓝色清真寺和拜占庭的大教堂。多年之后，当我每次到伊斯坦布尔和南斯拉夫的亚德里亚海上小岛上，都会想起我跟维拉1929年在阿纳帕那个美妙的夏夜里孩童的幻想…… 所有这些富足，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到集体化之前。至少在乌克兰，在任何一个乡村，炎热的夏日里可以敲开任何一家的门，要一口水喝。而人家会从地窖里拿出来一罐冰凉的牛奶，一大块家里的黑面包，外加一块腌猪油，一小块蜂蜜。招待是“诚心”的，所以一般都拒绝收钱……就在这个一切都很富裕的地区，两年之后强制集体化造成大面积饥饿，千百万人死亡！……
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3）
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批评残暴的集体化方式的人，议论说，二十年代末，在农民个体经济条件下我国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用于出口，以换取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外汇。所以，他们说，应该采取某种方式使农业社会化。也许他们是对的。虽然问题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粮食。个体经济给国家生产出了肉类，牛奶，水果，蔬菜。个体经营涵盖了服务业，食品生产，手工制品，裁缝和钟表匠，鞋匠和点心师等等。但是，我在此并不是要进行理论上的争论。我仅仅想展示的是，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由于彻底集体化的结果，在基辅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亲眼所见。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完全遭到破坏，手工业者，小店铺，鞋匠，裁缝，钟表匠都消失了，集贸市场关闭了，很多地方的小商店都拆除了，招待过路人吃甜馅饺子的白里透红的姑娘们被赶得无踪无影了。平底船被没收了，很快这些船在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岸边化成了朽木。城里空空荡荡，恰似吹过一场龙卷风。 而且还有一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我们的改革进行了多年，可是在我们这个人才及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大国里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糟。而二十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自相残杀的内战结束和外国武装干涉过去四年之后，在“军事共产主义”毫不留情的没收之后，只需要那么短短的一年半两年时间，就可以不仅养活人口，并且重建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并且实现了迄今从未见过的富足。 当时，在二十年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公开性。当时有相当严格的公民行为准则。中央政府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使群众感到不安。经过多年的内战，生活困难，饥饿之后，人们竭力争取过上平静，安详，最主要的是富足的生活。新经济政策给了他们这一切，几乎是闪电般给的，于是人民安定下来了，开始做事情。一切发生在短时间之内。我想，当时有必需的人力资源。被多年战乱所折磨的农家子弟，拒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作战，对敌方表示同情，逃离前线。可是，当他们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给土地的许诺之后，愿意继续忍受四年内战的痛苦与恐怖，保证了苏联政权的胜利。当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劳动时，农民用一季收成便让全国人吃饱饭。手工业者和服务业的人们也期待着顺利发展生产。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苦难还没有摧毁人们的心理。大多数人们渴望着能够带来快乐富足的劳动。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挣到钱，食品和商品的丰富显示了好好劳动的意义。 当然，就在当时，党的官僚机构已经进行了抵抗。现在我们知道，列宁曾经跟这种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赢得了胜利，因为他的威望不容怀疑，而官僚机构的影响尚未稳固。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不满八年，而后来残酷地剥夺农民渴望了几百年的土地，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迄今仍在滴血。 那么，在现代条件下，为何不能重复二十年代初的经验？起先，许多人以为，在现代条件下利用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成分，可以很快扭转局面。从1985年4月起，拿出过多少大胆的设想，在最高当局通过了多少决议——但是，事情依然如故。 除了我们所知道阻碍改革的根源之外，主要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因素：在各个层次上没有触动的行政命令体制妨碍了劳动的解放，以及大部分居民被斯大林体制所扭曲的思维方式。禁止机制和平均主义心理，对那些愿意劳动，也要挣大钱的人们的否定态度，对生活质量要求水平太低，惯性与无所谓——所有这些被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以及卢布购买力的下降更进一步加剧了。 如果说，农民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否在分给他的土地上继续劳动这一点没有信心，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情况会好转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鹿特丹之行（1）
我陪同造船工业部长到鹿特丹出差，有机会见到高级领导人展露出人性的一面。但总体而言，斯大林时期高级官员仅仅需要三样东西：狗一样的忠诚，盲目热忱和恐惧感。 我没有料到，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