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先后同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又拼凑了《东北亚防御联盟》、《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对新中国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而柬埔寨作为一个中国近邻的小国，坚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参加美国拼凑的“防御联盟”。这样一种面对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爱国正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着实难能可贵。
因此，周恩来也很愿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的第一位贵宾就是西哈努克。
从此，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结下了终身的朋友之缘。在他们两个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此后，中柬友谊在1960年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恩来再次访问柬埔寨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胜似兄弟般的黄金时期。
然而，就是这种胜似兄弟的中柬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下，一度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点要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国驻柬埔寨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的一些极左做法引起的。
对我国驻外使领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就明确规定驻外使领馆只学文件，不搞运动，不搞“四大”。
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国驻各国的大使陆续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些回国的大使几乎都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原本计划让大使们分批回国参加“文革”学习四个月后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国驻外使馆出现很长一段时间无大使的情况。一直到1969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开始重新向国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大使。
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起后，在国外留守的部分使馆人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纷纷给外交部来电，要求在国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甚至提出要照国内的做法，在使领馆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驻外使领馆的运动开始还能控制住，但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有点失控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纷纷“造反”、“夺权”，搞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了，闹得一塌糊涂。外交纪律在无政府主义的喧嚣中被抛到九霄云外，严重影响到驻在国与我国的关系。
在柬埔寨，我驻柬使馆的一些人员不仅在华侨学校中向广大师生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要求华侨教师在上课时学习毛主席语录，还向柬埔寨国内各地华侨和柬国内的左派组织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材料，号召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派。当时柬国内的柬中友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
制止中柬关系的恶化（2）
这些极左行动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满，曾几次与我驻柬使馆交涉，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决。
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协，把该友协的工作合并到柬埔寨对外友协。
然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有关方面还继续承认柬中友协，并在柬中友协成立3周年的时候发去了贺电。柬埔寨的新闻媒介还对此作了报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
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电甚至报道说，柬埔寨和中国要断交。
周恩来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评中国有关方面的“左”的做法，强调保持中柬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亲自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进行解释和挽留。
1967年9月14日晚11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简单的寒暄之后，周恩来直入正题：“这次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约见大使谈一谈。从我们两国建交以来将近10年了，从来没有发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馆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为增进中柬两国友谊而作出努力。”
10月20日，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24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周恩来之所以请达达赫总统把这样的口信捎给金日成，是因为极左思潮把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也搅得不是那么愉快。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在中朝边境，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引起朝鲜的不满和防范。对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作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他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送走达达赫两天之后，周恩来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但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争论这些事情不是时机。我们宁可把这些意见保留起来，不做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这点意见请大使阁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制止中柬关系的恶化（3）
周恩来还就中柬两国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误会作了解释，并坦率地承认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协，成立全国统一的友协，这是你们主权国家权力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根本不能发生我们反对这件事的事。至于我友协给原柬中友协发贺电的问题，是民间团体的事情，是个错误，但我们政府和党不知道。
第二件事，关于中国在柬埔寨的侨民问题。我们一向遵守这样的原则：侨民应当遵守主权国家的法令，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保护。我们一向用这个政策来教育我们的侨民。但侨民的情况是不同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是他们本身的事，中国政府很难干涉。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中国侨民的态度一向是宽大的，这点我是了解的。侨民有一些活动使西哈努克亲王不高兴，或者他们违法了，亲王批评了他们，这是元首有权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侨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10月27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途中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周恩来很感谢达达赫的传话，并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给西哈努克亲王。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哈努克亲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解释和建议，立即撤销了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计划。
西哈努克亲王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结识的世界领袖中，周恩来是我视为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戴高乐。”
西哈努克还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周恩来声色俱厉（1）
1967年9月，周恩来虽已通过对王力、关锋等人的果断处置，斩断了中央文革这一极左怪胎的一条膀子，而且也已明确提出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但是，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潮仍以其强劲的惯性，着了魔似地向前猛窜。
9月初，与巴基斯坦政府###的巴基斯坦报纸先后刊登了两条对中国不大友好的消息：
一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