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对他的感情很真挚，许多人见到他后都亲切地叫他“永贵大叔”。他听后很高兴，说：“老百姓还认识我，没把我怎样。”
他每天上午从木樨地步行到甘家口街上买菜，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当他提着菜篮子上公共汽车后，车上人多拥挤，已经没有座位。乘客们认出了他，争相给他让座，问长问短。他说：“北京人没有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对咱可好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3）
退出政界的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然而人们在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朴实、诚恳、热情和理解，看到了他仍在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平时对院子里的服务人员他都要照顾到，老家人带来了苹果、白薯、玉米，他总要分给大家，家里哪天做了稀罕的也不时送下楼分给大家吃。人们经常能吃到“永贵大叔”送来的热腾腾的包谷面烙饼、煮熟了的玉米棒子和甜甜的白薯，人们感受着这位隐退老人浓浓的情意。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的电梯工曾为不少中外闻名的人物开过电梯，然而，在这些人中，“永贵大叔”是她们认为最有亲切感的一个，至今聊起他来还感动不已。
家乡的人不时来北京看望他，知道要来客人，他就买来鲜肉一片片地切好，放在冰箱里，等客人来了后才能做，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家里人动，然后早早地下了楼，在大院门口等着、盼着。
他从不轻易用国家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客人到了后，他笑着对客人说：“我没有去车站接你们，看，我在家给你们准备好饭了。”来家里的客人谁要是在外面吃了饭，他总会说：“外面贵，家里有饭嘛。你省下这些钱，不是还能买双鞋？”他喜欢留客人住在家里，说：“来了就住我家，这比住旅馆便宜。”
“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后，他在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了。家乡不少人还是常来找他。除了来北京看病，请他帮助联系医生和医院外，还有一些任职时不好开口的事需要找他帮忙办。爷爷乐意帮人办事，也帮许多人办成不少事。他常说：“遇事办事不怕事。”老乡开口，更是热心帮忙，可在原则问题上却丁是丁，卯是卯。
有一位老乡来京看望他，饭后支支吾吾地提出想让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用几节火车皮。爷爷爽快地答应了，马上拨了一个电话，车皮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地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他，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200块钱。
他问：“什么200块钱？”“好处费呀！”老乡看着他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四五百人家也不给办哩！”
“他收你钱，怎么开发票？”他问。
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他一听，脸色立即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还把那人训了一顿。
老乡怕得罪人，赶紧劝他，他一瞪眼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共产党员不搞阴谋诡计，谁做得不对就说谁！”从此再也没人敢找他办这样的事了。家里人担心老乡不理解他的做法，他说：“我没有给他们办事，是因为我是党的人。他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
对这种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他切齿痛恨：“现在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咋回事？不走后门还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每当聊起这些事，他总是感慨地说：“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大城市，坏人哩。还是我打的石头碹的窑好住，我修的地打的粮好吃。”
“如果倒退十年，我也包它几亩田。”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过去的永远过去了。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他对大寨和昔阳的现状非常关心。每当遇到家乡人，总要刨根问底地打听清楚。一天，来京的几个昔阳人在早市上认出了他，欣喜地用昔阳话叫了声“老陈”，打了个招呼就到市场里面逛去了。当他们转了半天出来时，却发现爷爷还在门口站着等他们，手里拎着半斤咸菜。这几个昔阳人感动不已，给他聊起了昔阳的变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陈，这些年来，昔阳山变河变、地变路变、村变城变，人们都佩服你，说你是对昔阳有功劳的人，我们都很想念你。”从老乡口中他直接知道了家乡的许多情况。
作为大寨经验的创始人，爷爷一开始对包产到户不很理解，他特别看不惯有些人对毛主席的非议，因而也陷入了困惑。在全国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以一个农民特有的敏感和精细感到了改革的浪潮，于是向县里的领导表态了：“该放就放吧，我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 最好的txt下载网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4）
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慎重的态度，但对某些可行的管理方式是鼓励的。了解家乡情况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在一条路上走惯了，没有看到光明前景时，容易二心不定，甚至往回走。这是人们尤其是我们农民的局限性啊。”他让乡亲往回捎话：“昔阳农村都承包得差不多了，咱们大寨已经是兵临城下，还死守什么，赶快分。”大包干的第一年，老天爷也开了眼，风调雨顺，当年粮食产量突破百万斤大关，总收入万元。人均收入544元，创造了历史纪录。他知道后，高兴得几夜没睡好觉。
在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里，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考。1982年，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问他对中国农业有什么看法时，他稍加考虑后说：“中国这样大，有8亿农民，靠国家投资，一下子没有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大寨人来京看他时，他说：“过去我对机关的8小时工作制看不惯，现在才明白，8小时还是巴黎公社用命和血争来的呀！”
一天，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大寨出现了个体运输热的文章来家里征求他的意见，他听后扬着手说：“没意见，实事求是最好。”说着，他有些激动地站起来，打着手势说：“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要一会儿把你捧到天上，一会儿摁到地上！”
他的思绪不时地触及到“文革”时有些人指责他的事。对此，邓小平同志郑重地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大寨是大寨的问题，学是学的问题。大寨给国家卖粮是真的。”胡耀邦总书记劝慰他：“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他非常感激。
大寨党支部书记赵素恒出差到北京专程来家告诉他，近几年大寨变化很大，开展了采煤、运输、畜牧等多种经营，家家添了新家具，户户买了电视机，有5家个体户还买了汽车。我父亲也来北京看他，告诉他这几年政策好，农村的变化大着哩，人均收入由过去200元增到600元。他听了很高兴，吃饭时开玩笑地招呼着：“这些菜都承包下去了，都吃了啊！如果我的年龄倒退10年的话，我也承包它几亩田。可那时候不是这气候呀！现在有这政策，我会煮油果，也会开饭店，咱回去照样能干！”
担任农场顾问
不当副总理的生活悠闲清静。可是，对于干惯了农活的他来说，并非是一种享受，他总想找些事干干。1983年，他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要求到基层做点事情。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每次到农场去，群众都很激动，他们一声声叫着“老陈”，场面非常热烈。
东郊农场没有具体规定他上班的时间，但他每周至少都要去一两次，深入厂房和田间进行调查研究，和领导谈，找群众唠，提一些很好的建议。农场职工打心眼里说：“过去只是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知道陈永贵是个大官，如今在一起才晓得，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为农场搞活商品经济，办好食品厂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多次帮助农场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的办法，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东郊农场因此提高了知名度。外宾们来农场洽谈，总要打听他在不在，只要他在，外宾们显得更加活跃，洽谈生意就比较主动。
他在农场上班一年多，次次开会都参加。有一天下午，农场通知他去开支部生活会，正好国管局也通知他去听文件。两个会碰在一起，该参加哪一个？当司机汤占新开车到十字路口时，爷爷说：“要么就浮在上面听文件，要么就深入基层看情况，汤师傅你说说，我浮在上面好，还是深入基层好，如果浮在上面好，你调个头，把我拉到国管局好啦！”汤师傅会意地一笑，加大油门，一直开到东郊农场。
他和农场领导、职工们广交朋友，一起劳动，关系非常融洽。农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每逢他到农场露面，农场的职工们都要请他到家里坐一坐。他很乐意，从不推辞。一次，食品厂的女共产党员陈天萍见了他说：“陈大叔，到我们家串个门，行不？” 他立即答应去她家做客。 。 想看书来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5）
还有一次，一个职工把他拽到自己家，叫老婆炒菜烫酒。消息一会儿就传到左邻右舍，各自都把自家最稀罕的东西拿出来，一家端来一个菜，摆了满满一桌子。大家满上酒，举过头，说：“陈老，我们敬你了！”这份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朴实，那么纯净。他痛快地说：“干了！”一仰脖儿，连干几盅。他喝酒很实在，觥筹交错间，与以往相比，更多了一份平和。
他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