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莉莉又带我参观了档案室，在那里，有很多关于梵高的背景资料等着我去阅读。我的面前陈列着整整一书架关于梵高研究的书：精神病学的研究、一排排的艺术评论作品、简短的传记。起初我感觉一片混乱和迷茫——我可以花上三周的时间坐在这里阅读，都不用离开阿姆斯特丹。另外，关于梵高生平的研究显然已经非常多了，我不可能再发现什么更有趣的东西，更别提什么创新了。但是，当我一页一页翻阅一卷一卷的档案夹时，我意识到，还有远比我之前所期待的更多的关于梵高的事情，等着有人去进一步挖掘。关于这位画家的人生部分似乎都只是被很浅显地定位了而已。他在巴黎、伦敦和比利时的那些年却都被他之后在阿尔勒的日子所遮蔽了。
我迅速做了笔记：在英国房东的女儿拒绝了他。导致他后来趋向了传教。子嗣？照片？巴黎——极少的信件。很多是和提奥以及安德里斯邦格住一起时的。
我正咽下手中的第四杯咖啡，盯着一幅梵高的自画像看，这时，门被打开了。我缓缓抬起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含糊地打了声招呼。门口站着一位头发初白的老人，穿着一身整齐的黑色西装，打着条纹蝴蝶领结。他看上去相当引人注目，就和我眼前书页上的这些面孔一样。
“梵高。”他边说，边朝我伸出手来。这是否是个暗号？我猜想。随后我才想起来，荷兰人都是这样一边与人握手，一边报上自己名字，介绍自己的。我赶忙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自己的名字，“威尔基。”
莉莉正站在一旁，可能注意到了我脸上迷茫的神情，赶紧上前向我介绍——他就是与文森特梵高同名的侄子，文森特威廉姆梵高博士，博物馆里每个人都叫他“工程师”梵高。他那高高的前额，还有罗马式的鼻子，显然，比起他父亲提奥，梵高博士长得更像他叔叔。文森特挚爱的兄弟继承了梵高许许多多的绘画作品。当梵高将“工程师”抱在手臂中的时候，他才只有1岁。两个月后，也就是1890年的7月，梵高就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工程师”83岁了，就站在我身旁。他看上去似乎很健谈，于是我适时地问他，和他叔叔文森特留下的200幅绘画和400张图片一起长大是什么感觉？我们面对面坐下，他用一种颇为正式的口吻回答我，“我们的房子里堆满了那些画——床底下，柜子顶上，浴室底下，当然还有墙上。我父亲把它们全部都保存了下来。尽管梵高在世的时候，他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他始终坚信，总有一天，梵高对于艺术界而言，将会像贝多芬对于音乐界而言一样的重要。当我父亲离世后（就在梵高死后6个月），这些收藏的画就转到了我母亲乔安娜梵高…邦格手中，之后才传给了我。”
邦格我好像刚读到过这个名字。我在笔记本写下这个名字，并特地将它圈了出来。
直到1962年为止，这些收藏品都属于梵高博士的私有财产，没多久，在荷兰政府的建议下，一个基金会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主席就是梵高博士。国家补贴给基金会550万美元，用以购买梵高的全部作品，并提供津贴，保障工程师的子嗣们的生活。除此之外，政府还许诺会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上，为这些收藏作品建造一座特殊的建筑，也就是后来的梵高博物馆。
第5页 ：
1966年，梵高博士作为一名顾问工程师，光荣退休了，现居住在拉伦的一座茅草公馆里，就在距离阿姆斯特丹往东15英里的一个村子里。
我问他，作为梵高的侄子，这个身份是否对他的私人生活有所影响？
“一点都没有。工作上，我打交道的人大多是一些实业家，他们对绘画通常没什么兴趣。但是你知道，发生在梵高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只是程度比较轻微而已。今天，他之所以会如此被认可，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开始理解自己身上的事情也有与梵高共通的地方。当你读完他的信之后，你会发生改变。他是如此丰富多彩。”
之后，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会和梵高博士再次谈到一些关于他们家庭的、还不为世界所知道的事情。现在，我开始觉得邦格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了。工程师的母亲叫乔安娜梵高…邦格。而邦格曾是一个男人的姓，梵高和提奥在巴黎时都和那个男人住在一起过。我问起工程师关于这段有些迷离的小插曲。
“文森特在巴黎的生活我发现这段生活似乎不太为人所知？”
“没错，”工程师回答道，“你看，那时候他大多时间都和提奥住在一起，所以也就没有写那么多信了。”
“您之前提到过邦格这个名字。这是您母亲自己的名字吗？”
“是的。”
“您母亲和安德里斯邦格——1886年时和提奥以及梵高一起住在巴黎的那个人有关系吗？”
“是呀！我妈妈就是安德里斯邦格的妹妹。”
“这位邦格过世了吗？”
“是的。”
“他结过婚吗？”
“是的，两次。”
“他的妻子中有人还活着吗？”
“第二任妻子，弗朗索瓦丝还在。”
“您知道她住哪儿吗？她会愿意见见我吗？”
第6页 ：
“当然，她住在东边的阿尔曼，我肯定她会愿意和你聊聊的。但我怀疑她对巴黎那段时期了解多少，那毕竟是在她认识安德里斯之前的事情了。”
我决定立即就给弗朗索瓦丝打电话，即使成功的希望比较渺茫，但这毕竟是个开始，而邦格也一定会对他妻子讲过一些他在巴黎的事情的。
莉莉把我带到一间屋子，我可以在那里找到电话号码簿，并有交谈的私人空间。那里的亚曼人名地址簿上列着弗朗索瓦丝邦格，范德波希维若德男爵夫人——可真是一个又长又拗口的名字啊！
我按照地址簿上的号码，拨通电话，一个温柔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我确认这就是男爵夫人，于是我向她解释了自己的来由。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的回忆感兴趣。”她回答。但她依然邀请我隔天到她家中拜访。
我充满期待地放下电话，我找到一个女人，她丈夫认识梵高，还曾经和梵高住在一起。而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刚和一位在婴儿时期曾被画家梵高抱在怀中的男人聊过。而在这之前，我甚至都没想过自己能找到曾和梵高有过接触的人。这些人使得梵高似乎离我们不那么遥远了。这些人，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分享着和他活着时的联系。想着可能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很多人存在，我决定不在这文学的海洋中尝试寻找关于梵高的资料了，而是专注在人身上。不过我还是感谢即将落成的梵高博物馆里的每位热心提供我帮助的人。
“我会在旅途中自己拍照的，”我对馆长埃米尔梅耶尔说，“但我还能借用你们档案中的一些照片来配我的文章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但你自己都不能想象会带些什么东西回来，是吧？”
“那是。”我说，满心期待着能带回一些除了皱巴巴的地图之外的其他东西。
我走到外面，停下来观看一些工人们在组装楼梯间，羡慕他们做着自己的工作时严谨的逻辑：一块一块，一片一片。我希望自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于是，我开始尝试着整合思绪。我仍旧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至少有了个开头。文森特最后一次离开荷兰是1884年，所以，任何一个还活着的、认识文森特的人，那时候也只可能是一个孩子，而且到了1972年，他们也都已经是年逾百岁了。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但仍然值得一试。我对这个想法有一种奇怪的逻辑。
文森特留在荷兰最后的日子是在尼厄嫩度过的，尼厄嫩是南部的一个村庄，当时他父亲是当地的牧师。我记得在楚波特的书中读到过，当时有一些小男孩会搜集鸟巢给梵高，然后看他画画。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男孩中的一位，皮特范霍恩——住在尼厄嫩附近欧布维登的一位磨坊主人，曾经和一位记者谈起过那段经历。那位范霍恩还可能活着吗？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现在应该已经九十多岁甚至更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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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荷兰先驱》的办公室，我又去找电话簿——这次我是找尼厄嫩地区的电话簿。电话簿上有一个范霍恩列在其中。编辑助理劳拉凯尔德替我拨通了电话。劳拉对接电话的女人解释了我的来由，然后对我说：“肯，她说她是范霍恩的侄女，皮特还活着，他现在已经98岁了。”
“问问她，他是否还记得文森特梵高。”我赶忙说。
“是的，”劳拉说，“她说，尽管他已经很老了，但依然很有活力，记性也没问题。”
“他明天愿意见见我，和我聊聊吗？”太好了，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那天是9月13日。等到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我已经人在乡下了。天空万里无云，一朵云在带着露水的田野上投下了一长片阴影。
我本来计划的是，在前往尼厄嫩的旅途中，顺便拜访一下津德尔特村，那里是梵高出生的地方。津德尔特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一个小教区，距离比利时边境的北布拉班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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