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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第二年夏天，在学校一个男厕所里又出现了“反标”，使得校园里的空气更加的紧张了。
“反标”出现在校西北角一个男厕所的墙壁上，经过公安人员现场查看和拍照后，学校让学生在教室里各自在纸上写出“打倒”二字交给老师，再送到校部查对笔迹。还让班主任带上学生到出事的男厕所里去看现场。
那个歪歪歪扭扭、字体潦草的红粉笔字是写在小便池上方一米多高的墙壁上，在我们看到时仅剩下“打倒”二字和后面已被擦掉三个粉笔字的痕迹；学生们排队由厕所南门进去，看完后再由北门出来，然后回到教室还要分组声讨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一周后，在一天下午学校通知大家紧急集合，校领导宣布已经查出“反标”是初中三年级的“***和***”两个学生所写，并宣布开除他们的学籍，由县公安局将其逮捕。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从此也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195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从春季开始就大搞“实验田”和除“四害”运动（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当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狂热年代，许多新鲜事物应运而生，层出不穷，农业上出现了“千斤田”、“万斤田”（亩产）。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全国性的大炼钢铁，力争钢铁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
我们的政治老师也在课堂上讲：“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新月异时代，很快就要完成社会主义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了！”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热潮中，一些做法可以说是违背科学，劳民伤财的蛮干。当时浮夸成风，宁“左”勿“右”的冒进行为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损失，也是后来造成“三年灾害”的直接原因。
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四）
第四节
1958年秋，外公一人住在汤王墓村，当时他孤苦伶仃，年老多病，已经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
此时，我在二中上学只能利用星期天去看望他，每次到那总要先给他打扫一下房子，清洗一些衣物，此时外公已瘦弱得躺在麦草铺的地铺上，很少起来走动了。
当时五间草房已经倒了三间，剩下两间住了几十年的陈旧破烂土屋已是多年损坏，四面透风，房内一贫如洗就连最后的一口铁锅也被捐出为大跃进、大炼钢铁作“贡献”了。小屋里阴暗潮湿，霉变味刺鼻，当时还有一个本村比我外公小两岁，但一直没有住处的赵老汉与他同住。赵爷爷能为他们一天两次地跑到队里的食堂打饭，端回来两个半碗的煮红薯或是煮黄罗卜，此时他们已是连包谷面、高粱面的窝窝头也吃不上了。
本来就不胖的外公这时已经病的骨瘦如柴，情况是一天的不如一天。我去到后跪在他身边的地上，俯下身子把脸贴到他的耳边和他说话，他已是有气无力地在哽咽，两眼不住的在流泪……，后来在吃力地说：“瑜儿，我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姥爷死时最牵挂的就是你，你以后怎么过啊！”
此时，我心已碎！
在我走时对他说：“姥爷你等着，我下星期回来时一定给你买回两个烧饼吃。”他点点头似乎已经很满足了。
然而，我在二中上学，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学校给的三元助学金和我姐姐的接济来交。除此之外我几乎再没什么可消费的了。当时早上用的牙刷是用五分钱买的已经用了快两年的秃牙刷用它沾上一点盐巴来刷牙。洗脸用的小瓦盆还是在刚考上二中时和一个乡下的穷学生二人各出五分钱合买的。下周去看外公又哪有钱来买烧饼呢？但我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到时我一定要给他买回两个烧饼，让他吃上一顿饱饭。
周末，我向一个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借了两角钱，答应他在假期打工挣了钱再还他。下午放学后，我穿过县城，在北门口外的一个烧饼摊上用了一角钱、四两粮票买了两个刚出炉的烧饼，又用一角钱买了二两五香卤牛肉，让店主将其切碎夹到烧饼里用纸包好，我揣到怀里就尽快地朝汤王墓村跑去……
到那外公还在睡，我把他叫醒“姥爷！我给您买来了两个牛肉夹烧饼，快吃还有些烫呢。”他伸出了一双枯瘦的手接过饼，大口地吞食。我心里泛出了一种莫名的酸楚，因没有开水，我生怕他噎住了，连忙说：“姥爷您慢点吃！这里还有一个呢……”
然而外公吃了这一顿饱饭又怎能挨过平时的饥饿，过了几天没等到下周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了我外公病逝的噩耗！
当我赶到时，外公躺在草铺上，脸上已盖上了一张黄纸，我跪在地上在他耳边拼命地哭喊，并把黄纸揭掉看到外公的喉头竟然抽动了一下，我对一旁的赵爷爷说：“我姥爷没有死！他的喉咙还在动呢！”赵爷爷对我说：“那是在等你，你来了他才咽气！”
我伏在地上痛哭，心如刀割，肝胆俱裂……
孤独可怜的外公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悄然地走了！
此时，我姐姐已赶到邻居丁妗家休息。外公的身边就我一个霉气不断，厄运连生的外孙以及穷困无处居住的赵爷爷，我们两人守在外公的身旁。油灯如豆，屋里昏暗潮湿，在此守到天亮，再到公社给我外公去索要棺材。
次日凌晨，汤王墓村的生产队长和两个乡亲领着我到大队去要棺材。途中好心的队长对我说：“见了大队书记要先在地上向他磕头，起身后上前递烟，然后立在一旁，至于要棺木的事由他来说，并再三的叮咛我对书记要表示尊敬和感激。
虽然我嘴上答应，但我心里如同吞下苍蝇。我生性耿直，拜天、拜地、拜先人，我从来没有拜过当权者。我外公新旧社会都是自食其力的贪下中农，最后又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死后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他一口棺材，以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去乞求恩准呢？我不明白。
但是为了我外公的一口棺材，我不得不改变天生的禀性，先后向比生产队长大一圈的大队书记，向比大队书记再大一圈的公社书记磕头递烟获取了批字——最后抬回了一口白茬子寸板薄棺。在几们好心的乡亲帮助下，既无鼓乐又无仪仗，只烧了几刀黄纸就把我外公与我外婆合葬了。这也是我们由台湾返回大陆后的几年中，我亲自送走的第五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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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一）
饥饿就是真理。
——老舍
时代形成社会潮流，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笔者
第一节
少年求学时，我深知早年丧母随外公、姨奶生活的艰难。贫困、艰辛和苦难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到我的青年时代。当时我酷似一棵萌生在贫瘠干旱山坡上的树苗，在乱石杂草间寻隙挣扎着向上苦苦地生长……
当年我不仅平时生活清苦，就是在升学考试中也是同样的艰难。
高小考初中时，食物粗劣还不能果腹，不幸又染上了痢疾，无钱治病，苦不堪言。在考试的当天我拖着瘦弱的身子进入考场，一会腹部疼痛，加上天气炎热使我汗流浃背，我不时地擦汗，汗水浸透了我的衬衣，打湿了试卷。当时我左手捂着肚子，右手在写答案，身体疼得扭来扭去，以至于引起两位监考老师的注意，他们轮流在我身前背后监视，甚至怀疑我在作弊。
当知道我在生病，又看我答卷时书写的还比较流利，这才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此次升学考试，算术我仅用了四十分钟就匆匆忙忙地交了考卷，迫不急待地朝厕所跑去。
初中考高中时，许多考生身上都带着零钱，他们可以到馆子里吃饭和买些零食吃，还有的父母拿着食物和饮料守候在学校门前，等着自己的孩子考完出来享用；然而我却没有这份福气，口袋里装着两块红薯面饼去考试。上午考完试后，在午休时到开水房里将其掰碎，放进茶缸里冲烫一下，便开始狼吞虎咽地用它来充饥，以便下午再去应试。
在高中入学后，我听到一个同学对我说：“他曾在学校教务处看到我的升学试卷，语文和数学分别以80多分和9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
正因为少年求学的艰难，故而我在十年寒窗中不敢玩世不恭，掉以轻心，荒废学业，虚度年华。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比较突出。
尽管当年政治运动频繁，勤工助学，义务劳动，支农任务占用了许多学习时间，加上亲人去世，家境贫寒（此时我已无家可言），就连每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都掏不起，学习生活还要靠校方三元的助学金补助和亲戚的接济才能维持。但是由于我的刻苦努力和几位好心的老师与同学的帮助，我在德、智、体方面均有长进。
尤其是我的文学知识与写作能力，在徐文光和胡杏桥两位语文老师的悉心辅导下，均有提高。
当时我对古代文学《诗经》、《论语》、《唐诗》、《宋词》能背诵很多首，对李斯的《答逐客谏》，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捕蛇者说》，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范仲庵的《岳阳楼记》和苏轼的《赤壁赋》、《教战守策》等散文更是爱不释手。
当年我的作文被语文老师拿到年级四个班里作为范文进行讲评。即便到了高中，我写的文章也曾被“秃顶”颜老师拿去作过范文。（《春雨》和《我的一棵小桃树》）
每当学校庆祝“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筹办校刊（《墙报》）时，多是由我来选用报头、绘画插图和书写标题（此时美术老师牛清洲已被打成“右派”，并被逮补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