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这张传真照片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让共同社摄影记者“折”了一回，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我的照片再次从“风眼”巴格达传向世界，占领外国报纸。香港《明报》已称我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商报》称我是“新华社摄影部二十年来最大的发现”。这还不算德国和美国报纸。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衡量一个记者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发出的新闻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体采用，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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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1）
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丘吉尔
19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联合国决议规定的期限还有一个星期，英、美、法各国驻巴格达使馆都加强了戒备。美国使馆围墙上新加了蛇腹式铁丝网，大门紧闭，听任围墙外口号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记者李大伟和我还有一帮记者挤在美国使馆门口，请求采访美国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点，我们才获准进入使馆大门。
门房不许背相机进去，我奉命将器材交给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记者排队鱼贯而入通过安检门。过道里，一名戴太阳镜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纵着六台监视器。我们奉命在一楼签证厅坐等。这里新置了三排长椅，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居高临下警惕地注视着入座的十几名记者。大厅左侧是签证缴费处，中间用英文写着“这里不办理经商、留学、旅游签证”；接着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欢迎来美国”；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右侧有一个大箭头“听到唤你名字时，请穿过大厅去见露丝”。
11点15分，我们奉命跟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走，穿过一层的一个工作室，两名妇女正在用两台文件粉碎机销毁文件。两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将粉碎的纸屑装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数，已堆起了九个，还有两个正在装。
二楼大使办公室门上挂了一个半米大的美国国徽，女秘书正坐在门口的皮转椅上紧张地打字，一头金发在门外射进来的灯光下飘拂，犹如黎明时的曙光。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牌，上写“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后，挂着一幅挺大的萨达姆卡通画，画中的萨达姆被人从椅子上掀翻在地，透着美国人的天真、随和与霸气。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已经回国，在大使办公室接见记者的是临时代办威尔逊，他正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手托一大杯矿泉水。代办身后有一个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柜，镶着镂花的金属片。柜上摆着枚迫击炮弹，弹体上涂满了各色油彩。靠墙的高桌上摆满了大使家人的照片，还有一张巨幅的性感小猫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照片经电子分色处理，脸部颜色简化到黑、红和深绿。与其相对的墙上是纪念美国什么博物馆200周年的招贴画，画面杂乱，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着陆的82空降师伞兵和一顶穆斯林小帽；大片的红、绿、蓝色充满了画面。大使的办公桌空着。皮转椅旁是一面美国国旗，旗杆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头鹰。当一位白人记者问：“美国使馆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代办懒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变化是，一个月前我们有40多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5名。”另一位记者又问：“你对昨天萨达姆的建军节讲话有何看法？”代办面无表情：“当时我睡着了。”接着，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还没睡醒。”
1月13日22点10分，当面带倦容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现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入口时，等了一天的200多名记者蜂拥而上，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亚尔表情忧郁，说话略带口吃，他只用英语简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没有人翻译。站在他左侧的是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身穿黑大衣，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五分钟后，德奎利亚尔消失在会议室右角的一扇门后。发疯的记者冲上去，但马上被身材高大的军警驱回。记者们齐声用英语朝阿齐兹大喊：“战争要来临了吗？”阿齐兹不作回答，依然面带微笑，在一群着暗绿色军便装的持枪警卫护卫下，钻进一辆黑色奔驰扬长而去。
入夜，机场至巴格达市区的高速公路实行区域灯火管制。路旁满是手持AK步枪的士兵和缩在灰色兰德罗孚吉普中的共和国卫队。我们将车开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经高度紧张的士兵。街面上静悄悄的，一扫往日的繁华，商店很早就关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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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2）
天明，我上街抢拍战前的巴格达。巴格达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排起了买奶的长队，商业部购物中心大门紧闭。军警不许记者拍摄排大队购物的人群和空空荡荡的橱窗，货架上有些货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样的包装纸。
在巴格达附近的萨达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上升了129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名丹麦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纳尔的黑市价格与当地人换钱，与1第纳尔美元的官价相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购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头士兵明显增多，手端AK…47步枪的军警甚至钻到公路立交拐角处的水泥洞里。银行、政府机关、庆祝广场、无名烈士墓、超级市场门口还站上了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共和国卫队。总统府大门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惊得鸽子无目标地乱飞。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个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和萨达姆：“No chemical weapons！”（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伫立，我只认识德文“Ich”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伦堡。
Ich Habe 1945 Die H歭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 N焤ubegerstrsi
All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 Fluegel weilt。
传真照片发回北京，让精通德语的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一翻译，才明白是借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句唱词：“我们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应，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那儿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梦都想当摄影记者的传真员徒儿，我仅用200美元就从这位宪兵手中买了台带马达镜头、口径为的尼康FE，准备战争结束后如果还能活着回去，就把这台相机带给他。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2点30分，伊拉克通讯社就有人下班，3点钟办公室已空空荡荡。
萨东大街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也换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卡迪希亚广场，四座按萨达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看上去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而且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藤一人，###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6。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3）
我们在一家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巴黎竞赛画报》的摄影师勃鲁诺闯了进来。我问他这几天的工作方便否，他说除非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交情。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的工作人员已分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楼顶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面积占满一个楼顶，冀以免遭轰炸。我和首席记者老朱作为“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