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枚棋子”。为了将这三枚棋子连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了提纲挈领式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到巴格达调停，萨达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思合张影，否则我就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希思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思双双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烟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两年后，组建有20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大利亚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总编兼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尔·海因茨·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验：“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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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飞往巴格达（1）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则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须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四位同事的儿子们。与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淼、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六个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艘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3。 飞往巴格达（2）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珀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有五百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宫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了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待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作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按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