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幸的男人落到她的手里。要是有一天我中了649，我一定要花上三千刀（dollar）雇个白人用纯正的英文骂她一顿．
我跑出了的办公室，跑出了幼儿园，跑到落雨的院子里放声大哭起来。我委屈，我气愤。如果这歧视来自其他种族我会好受些，可这歧视偏偏来自于和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
我沉默，并不代表我懦弱！回去，回去，一定要和园长讨个公道。我洗了一把脸，走进了园长的办公室。
园长很理解我对教学的看法，她认为我的Topic设计得没有任何错误。她解释说香港的教育很商业化，也是考虑到市场的运作才和我的沟通有了分歧。她说，在加拿大，你完全可以坚持你的意见，没有关系的。我说我和最大的问题是她根本不尊重我，不能和我平心静气地讨论工作。园长就说她会找时间和沟通的，至于说到总是说我是大陆来的话，她保留她的意见。在她看来，一提到中国，就会自然地想到三个部分：大陆，香港和台湾。这种意识从他们上学起就建立了。我很正式地对她说，如果以后还不能用一种正常的合作态度来和我说话的话，我就要考虑辞掉这份工作。她马上说不要这样，孩子们喜欢你。我心里很清楚，她突然去找一个像我这样又便宜又负责任的美术老师并不容易。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 嬉皮笑脸地候在那里迎接孩子。我冷着脸从身边走过。她却从后面唤住了我：“Good morning，”我看了看日头，没从西边出来呀？我回头疑惑地看着她，怀疑这声问候是不是从她那小嘴里传出的。她满脸堆笑地说：“You can use your own （你可以用你选的题目，我很喜欢。”
自从和大吵一架后，她对我客气了许多。以后她见了我就挂着笑，皮笑肉不笑的那种，那笑的后面分明藏着怨气。她是个很识时务的人，她没想到一个大陆妹和她发那么大的火，还把她告到了园长那里。她察言观色地从园长的脸上看到了对我的信任，也就不好再为难我了，都是来打工的，不过都是为了一份饭碗。她有意地躲着我，不再当面挑我的毛病，却总是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不在乎，我已经接到了Sheridan艺术学院的通知，再过一周我就要去上学了。
最后一天工作，心情格外的好，我和所有老师告了别。Ms。 Lam脸色不好，她为失去了我这个对手而“遗憾”。我冲她笑了笑：“Bye，！”心里却想：“哼！我再也不用看你的屁股脸了！！”
别了，这是我来加拿大后的第一份工，离去之际还真有些留恋。
走的时候，小Woddy站在门口：“，I love you（姜小姐，我爱艺术，我爱你）！”
“I love you too！”我俯身轻轻吻了他稚嫩的脸颊。
忙碌的夏天（1）
我这才恍然大悟，火箭博士不是要去飞机场工作，而是宰鸡厂 ……
多伦多的夏天要比北京可爱得多，没有闷热得能拧出水的桑拿天，没有令人窒息的不眠之夜。多伦多的蚊子是最可爱的，嗡嗡归嗡嗡，但决不进屋咬人，欢喜得让我这个招蚊子的A型血人真想捉两只来做宠物养。
夏天的Lapworth 92号是忙碌的。丁海忙着花他老爸老妈的钱，和同学到处旅游长见识；张先生忙着接送女儿参加各种补习班和夏令营；肖梅在忙她快要结业的课程；其他的人忙着打工赚钱。
小戴两口子每天以三十封的速度发简历，竟是没有一点音讯。小戴的专业太偏，一个萝卜一个坑，找到的人就静等着退休，小戴能找到对口工作的机会实在太渺茫。英大姐没有什么专业，干脆就去上“保险经纪人”的课，准备卖保险。
英大姐总是一副求知若渴的样子，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脸的天真。英大姐的幽默是娘胎里带来的，天生就是一个乐天派。
这天，我进厨房洗碗，英大姐正好在烧水。水烧上了她却不走，好像有话要等着和我说。我刚一侧脸，她就满脸兴奋地凑过来说：“小戴找到full time（全职）的工作了，是年薪，有福利，还有带薪年假呢。”
“真的？太好了，这回你们可好了，要不你考经纪人执照也花不少钱呢，这样你们就不愁了。”我真替他们高兴。“在哪儿工作呀？”
“‘机’场。”小戴太太看着火苗说。
“不错嘛，机场工作就是远了点，听人说加拿大的工作就是这样，找工作很难，真找到了，工作就那么回事，很轻松。”我心想，小戴是火箭博士，到飞机场工作是有些委屈，不过从火箭到飞机，反正都是天上飞的，也算是专业对口。
“谁说轻松呀？累着呢，又扒皮又拔毛的……”英大姐说。
“什么？在机场工作还要扒皮？”我不禁惊讶地问。
“对呀，宰鸡厂都是这套程序呀，还要用开水烫呢。一天要弄一百多只鸡，你说累不累？”英大姐一边关炉子一边说。
我这才恍然大悟，火箭博士不是要去飞机场工作，而是宰鸡厂。我想笑，又不敢当着英大姐的面，就甩了没洗完的碗跑回我们的房间，关上门，痛痛快快地笑了一通。笑过之后又有些难过，这么大个人才到了加拿大只能到宰鸡厂杀鸡了，英大姐真是天真得麻木呢还是乐观，我说不好。她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她的火箭博士丈夫去杀鸡而感到不好意思。前些日子，我听到向东用拉小提琴的手打扫学校的厕所时都感觉面子上不好过，现在平静多了。
牧长林每天拎着个板凳穿梭于地铁各站。早上和下午上下班的rush hour是他和那些东欧人争抢地盘的时间。牧长林在争吵上不占优势，他就在速度上取胜。反正他二胡在手，身轻如燕，要比那些拉手风琴和弹电子琴的人方便得多。
我每天从幼儿园回来在Finch地铁站换乘公车时，一上电梯就能听到牧长林那悠长的琴声，琴声有些哀怨，节奏时急时慢，还有些跑掉儿，倾诉着主人的无奈和心不在焉。牧长林和其他人一样，在脚下摆了乐器的盒子，里面有他的许可证和一些过去录音的CD。每次在地铁站看见牧长林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盒里放上一块钱。每次我都是弯下腰把钱放到盒子里，那是对艺术家的尊重。我总觉得那种“啪”的一扔是给乞丐的，牧长林是艺术家，在地铁里表演也是艺术家。
每每看到牧长林，我就想起了向东，好在向东是学西乐的，西乐在加拿大是有市场的。牧长林递给我一个简报本，上面有关于他们团演出的报道和介绍，字里行间透着牧长林往日的辉煌：牧长林，某市某民族乐团的主力演员，兼副团长，曾随团访问演出过德国、日本和匈牙利，曾多次获地方和省里的文化艺术表演奖……牧长林看我看得出神，顺手又递给我一份当日的《世界日报》。我眼睛一亮，上面居然有牧长林身着民族服装的大照片。看到同住一屋檐下的邻居上了华文报，我有了一种自豪感。“真棒啊！上报了。”我说。“你读读，就是写得惨点儿。”牧长林已人到中年，正是尴尬的年龄，上学过了年龄， 但离退休又还差了十好几年。在国内过惯了大锅饭的生活， 来了找工作也不顺利。他们一家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女儿。做父母的总是想倾尽自己的全部来成全孩子的未来，等孩子有了出息再来成全他们的梦想：说英文，受北美的教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忙碌的夏天（2）
牧长林和牧太太每天都充满希冀地为生活奔忙着。牧长林说他已经打听过，在地铁表演虽然不稳定，但只要坚持上若干年也是能买上房子的。牧太太就更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代表了。牧太太本来在一家牛肉面馆儿洗碗。洗碗工是餐馆里最低的工种，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你。那些从香港来的厨师本来就瞧不起大陆移民，可没少给牧太太气受。我们就商量着哪天一起去吃那家餐馆，非要用北京人的挑剔来挑面条的毛病，杀杀他们的狂妄。可还没等到我们攒足了情绪去收拾牧太太打工地方的厨师，牧太太就被解雇了，原因很简单，时间长了该涨工资了。牧太太在《星星生活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西人工厂，聘熟练车衣工，待遇优厚。牧太太没敢耽搁就求了我们送她去面试。工厂很远，我们捎她过去的时候还不到八点钟，本以为是要拿头牌的，到那里一看，排队的人已经绕着工厂的小楼转了一圈，基本都是中国人，可能中国人以缝纫见长吧。牧太太站在了队尾，招呼我们快走，我们还没走，她就很快变成了队中。
“我记得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像车衣厂这类的工作是最底层的工作，不要求语言，是个人就能进去。怎么到了加拿大，连这样的工作都要排长队等面试。”在离开的路上，我对向东说了我的疑问。
多伦多是个不势利的城市，敞开了怀抱欢迎各路移民。多伦多又是一个“吝啬”的城市，来了不给你机会。大多数人都是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来的，先苦后甜，但吃苦的机会都不那么容易找到。
“哎，加拿大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向东感慨地说。“本来机会就少得可怜，我们这些移民因为语言的限制，机会就更少了。打个比方吧，你就说前台接待员吧，以前你们在外企最瞧不起的，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工作，现在让你在这里做，你做得了吗？你一接说英语的电话就哆嗦，紧张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恨不得一头钻进小黑屋里打。咱们再说售货员吧，你在国内会干这样的工作吗？肯定不会的。在这儿你想做人家还不让你做呢。所以说大家都扎在这种不需要太多语言的工厂，什么制衣厂啊，灯泡厂啊，饼干厂啊都是中国人。哎，进去了的人就觉得幸运，你可以说他们幸运，每天扎在一起挺热闹的，反正在加拿大，革命工作不分高低，没有人会瞧不起你的。可从另一方面讲，整天扎在一起就变成了恶性循环，语言越来越差，也就更没有机会找其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