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没有资金，只能提供给小麦和一口大锅。他卖了小麦，支起大锅，办起了肥皂厂，和队里签订协议“第一年交出6000，第二年1万。”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肥皂生产出来，供不应求。一年后，李海仓如数把6000元交到大队。利用这笔钱，大队提高了村民的福利，每工分从5毛增加到了1元。村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第二年，李海仓上交的1万元又使工分涨到了元。相比其他收入差的村子每工分只有1毛钱，川口村成为了令人羡慕的富裕村。
肥皂生产毕竟技术含量太低，短缺只是暂时的。随着全国轻工业的发展，李海仓的小肥皂厂无论规模还是价格都已竞争不过大厂。坚持只能亏损，明智的选择就是歇业。他瞄准了流通领域。他听说把300 万斤高粱卖给江苏海门一家酒厂，除去运费可赚五万。因为车皮不好搞，这个生意却没有人做。
李海仓接下生意，打听到和闻喜相邻的介休车站要给职工发电扇作福利，自己垫款从扬州拉回1000台电风扇，并以每台低于进价20元的价格卖给介休车站。车站被李海仓的诚意打动，给了4 个车皮的焦炭作为补偿，并解决了运高粱的车皮。一转手，4 个车皮的焦炭卖了3 万，扣去电扇亏的2万，还挣了1万。再加上卖高梁所得利润，李海仓又赚了一笔。最重要的是，在介休车站运输高粱时，李海仓结识了焦炭大王李安民。
1978：光明的中国（6）
李安民做焦炭多年，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外。在与李安民的交往中，李海仓了解到，相比流通业，焦炭行业更有利润可图。他动心了，背着铺盖卷来到了李安民的焦炭厂，在那里学原料选购、焦炭生产的全套工艺、生产管理和市场销售。1987年春节，李海仓拿出20万元，又向信用社贷款10万元，和国有企业闻喜县白水泥厂一起，成立年产1万吨的联合焦化厂。但当1000吨焦炭生产出来，销售却成了难题。临汾、运城、西安、三门峡、洛阳、焦作、新乡，李海仓跑了无数地方，可对方要么只用机焦，要么只用土焦。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很多人倒在明天的晚上，坚持到后天的，总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不言放弃的李海仓，带着焦炭找到了河南济源钢铁厂的厂长，最终这位厂长买下了他的全部焦炭。
李海仓打听到南方焦炭价格更高，只是运输有困难。他找到三门峡车务段，提出“运输单位和焦炭厂形成长期合作，双方共同出资建厂，也就是实现双方的捆绑经营”的设想。车务段负责人听了李海仓的想法，也对焦炭业的丰厚利润产生了兴趣，双方各出资70万元，成立了年产3万吨的闻喜三铁焦炭厂。以闻喜三铁焦炭厂为依托，李海仓组建了三铁焦化总厂，这便是后来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的前身。
像陈凯旋与李海仓不显山不露水，他们的“出格”往往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所以，创业之初注定少为人知。之所以被历史提及，在于日后的辉煌。不过，1978年不只是企业家们“隐姓埋名”式的开端，同样也有改革的模板。他们的改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在这一年，他们的成功可以为人们理直气壮的倡导改革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年，虽然吴仁宝还没有达到红遍全中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极盛，可华西村已开始有了名头。初冬，*部长张平化会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新闻单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一批农村的先进典型，华西村被列为重点。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袁养和受总社之召赴北京撰写稿件。第一篇报道《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篇幅刊出了此稿，头版右上方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全国所有的省报（除台湾外）和直辖市报，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篇通讯。
华西村确实值得国内主流的媒体如此大张旗鼓的报道，因为这一年华西总计实现产值万元，创造利税万元，人均分配水平达到220元；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新盖的瓦房，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粮食亩产达到2720斤，妇女生孩子或计划生育动手术，给予假期，假期内工分照记，发营养费；老人或五保户，不仅供应口粮、柴草、蔬菜，每月还发零用钱。
华西村的成就很大程度源于吴仁宝。这个外表慈祥的老头，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正是这个有着极强政治情节的农民企业家在1970年发动了一次胆大的举措。1970年，政治环境对于非农业化的发展变得有利起来。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九届二中全会通过年度经济计划，政府决定要加速农村现代化和尽力发展小型地方工业。并且在1970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提出了增加农村基本建设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号召。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78：光明的中国（7）
吴仁宝（左一）在田间劳作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70年代初的中国，极左势力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干农业，抓粮食，气豪胆壮；干工业，抓钞票，偷偷摸摸，矮人三分”。极左分子把社队企业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掀起了一场反对社会企业的运动，“以粮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那个疯狂年代，办工厂无疑更是疯狂的举动。但在吴仁宝看来，农业本身难以积累到足够的资金用来发展现代化，那么就有必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农业”。
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吴仁宝北上天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调查市场，搜集信息。历经三十天旅途辗转，终于在市场上找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螺丝帽的模具“丝攻”和螺丝的模具“板牙”。他利用农村地广人稀的地理优势将厂子办在了一片泽地中，周围林木环抱，还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对外守口如瓶。就在工厂办得热火朝天之际，苏州地区（那时江阴县行政区隶属苏州，后划归无锡）要开农业学大寨学习会，地址选在了华西村。会议三天，各地区主要领导均到会，还吸引了许多媒体记者。几百号人，人多眼杂，华西村“偷偷”办厂的事难保不穿帮。
吴仁宝最后出谋划策，“会议期间，舍小利，保大利，工厂关门，工人放假。会议结束，立即开工，加班加点也要把损失赶回来。”正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小厂，为华西村创造了百万元的利润。几十年过去，吴仁宝不无感慨：“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我们偷偷地办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凡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再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智慧形象跃然纸上。而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经济企业组织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
1978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于国家如此，个人更是如此。在光明的中国，年轻人的前途也光明起来。头年8月4日，复出一个月的*，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由于*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也是结束“十年浩劫”后，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据说，补习老师家坐满了学生，有些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向生产队请了几个月假复习。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讶的是，“*”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78：光明的中国（8）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第一届高考过后，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被彻底地扭转，命运发生了裂变，只可惜其中没有俞敏洪。这位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仅仅33分。高考失利后，他回到家喂猪种地。
俞敏洪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不可知的变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资源紧缺，一家只允许一个孩子读到高中。由于姐姐初中成绩出色，老师在俞敏洪姐弟都到了考学的年龄时选中了姐姐去读高中。所以，读完了初中的俞敏洪，依照规定，回到生产队里种田，开拖拉机。1978年，俞敏洪的母亲打听到村里有一家的女孩不读书后，费尽周折找到校长，请求他允许俞敏洪顶替女孩的名额。在母亲的努力下，如此峰回路转，俞敏洪回到了教室。然后有了第一次高考的名落孙山。
第二次高考，满怀希望的俞敏洪等来的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英语分数虽然提高到，但79年的分数线水涨船高，录取线是60分。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两种——鹰和蜗牛。凭借鹰击长空的决心和蜗牛的毅力，俞敏洪参加了第三次高考。他回忆说：“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我是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