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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三辆面包车颠簸在已被大雪覆盖的二郎山上。从康定出发，*沿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对川西北部高原和陇南进行视察。十多天的时间里，一行人驱车两千多公里，两次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视察了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和甘肃陇南专区的十多个县区。
*重走长征的同时，张茵，一个女人，只身闯荡香港。16岁的黄光裕则跟着年长三岁的大哥黄俊钦远走他乡。两人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彼此人生的创业路，经过厚积薄发最终一鸣惊人。 。。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8）
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
27岁的张茵，在面对年薪50万港币的职位时，做出带着三万元钱去香港创业的决定。最初她做过人参须贸易，印过名片。对废纸生意，像多数女人一样，她觉得太不卫生。80年代，中国造纸用速生林建设滞后，大部分高档纸原料都需要进口的废纸和木浆。偶然的机会，国内一家造纸厂厂长告诉张茵：“废纸就是森林，将来造纸业肯定要从资源造纸向再生纸发展。”内地纸张短缺的现实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第一次让张茵心动不已，她做起了废纸回收生意。
刚入行，张茵每天清早起床，挨个商行收废纸，跑码头看船运。一次和澳门商人谈好300万港元的生意，对方给她开了张300万韩元的支票。一气之下她半夜孤身追到澳门，把支票换了回来。张茵说：“在那里人家要让你‘蒸发’是很简单的事，但那时就没有一个怕字。”但她还是因为冒失地打破了香港纸业沿袭多年的“潜规则”，降低往纸浆里面掺水的比例，遭到了香港黑社会的恐吓。不过，她没有屈服。
香港那几年，是金融和地产业最热闹的几年。张茵很冷静，没有被迷惑，她非常专注的从事废纸回收。坚持，加上恰好赶上香港经济的蓬勃，6年内张茵完成了资本积累，成了当地最大的废纸出口商，业务增长迅速，不仅供应中国内陆，也卖到东南亚各国。
广东人张茵，继续南下香港；广东人黄光裕则一路北上，“漂”到北京——那个他认为个头最大的城市。
黄光裕原名黄俊烈，在兄妹四人中排行第二。1985年，初中生黄光裕随着大哥身揣4000元钱离开家乡。到北京之前，兄弟二人先在广东收购了批电子表之类的百货，然后到内蒙古销售。在当时，黄氏兄弟的行为仍可以归于“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一类，担忧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稍有获利后，两人决定离开内蒙古。
黄光裕一脸茫然地问大哥：“中国哪个城市的个头最大？”黄俊钦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够大的。” 两人找来一张地图，反复从地理面积上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最后觉得北京最大，还是首都，便决定前往看看有什么机会。
第一次走出北京站时，为了找一家每天五毛钱的地下旅馆，两兄弟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花了一元钱，三轮车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将他送到其实离车站不远的旅馆。第二天早晨，走出地下旅馆，面对着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黄光裕有种莫名的亢奋和激动。
几天后，二人找到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一个服装厂的门市部。这是一个上下加起来尚不足一百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地角偏僻，人流也不太多，但租金相对便宜。最关键是黄光裕喜欢服装店的名字——国美服装店。而后，黄光裕通过广州的关系，调来了价值15万左右的衣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兄弟二人起早贪黑，可每天只能做几单生意，挣几十块钱，服装店的衣服远不如想象的好卖。由于服装店生意萧条，黄光裕经常跑到街上看别人的生意是怎么做的。经过观察，黄光裕发现，凡做家用电器买卖的，不论大店小铺，只要柜台里有电器卖，生意都挺兴旺。两兄弟一商量，“家电相对比较定型，货也不愁卖”。2个月后，黄光裕和黄俊钦放弃了服装销售，共同创立国美电器，经营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进口家电。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9）
凭着从银行贷到的几万资金，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但跑完各种注册手续，再装修店面，真正用于进货的流动资金所剩无几。没有充裕的资金，柜台里空空荡荡，没有货来支撑店面。最后，黄光裕想出“货不够，纸箱凑。” 他找来大大小小的各色家电纸箱摆满店铺的货架，同时在柜台的显眼处，又摆上真货当样品。进进出出的顾客，看着一屋子的纸箱，无不以为国美商品丰富、货源充足。而只有箱子没有货的却给人一种货物紧俏的感觉，反倒激起购买欲望，黄光裕借此推出接受预定的业务。恰逢临近春节购物高峰期，国美电器吸引了不少顾客的光顾。
生意走上正轨，手上有闲钱的黄光裕打起了广告。他利用《北京晚报》中缝打出“买电器，到国美”，同时刊登电器的价格。当时报纸的中缝还是“白板”，广告价格便宜，每次800元，国美一包就是10年。此后，黄光裕与黄俊钦在经营上的分歧日渐加大，决定“分家”。
改革开放第七年，中国的青春期。改革正在加速，社会日益开放，领袖运筹帷幄，人们信心满满。
诺基亚终于从芬兰来到了中国，与它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威猛”乐团。前者给中国人带来了观念的转变，而对于后者中国新闻周刊评论说：“这支被误解为摇滚乐队的偶像组合来华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他们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力。”
进入中国的远不止诺基亚和“威猛”乐团，还有美国电影《超人》。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进口大片《超人》，上演不久就被有关部门禁了，经过一段时间争论才又正式上演，百场爆满一票难求。还有清一色来自国外参加“首届上海国际汽车展”的外国汽车厂商：奔驰、大众、马自达、日产、雷诺、雪铁龙、福特、通用、菲亚特等全球汽车巨头悉数到场。开幕第一天，共有2万多人参观了车展，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陪同土耳其政要参观了展会。
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也在中国公开出版，“婚外恋”、“情人”、“性生活”、“*”等词语开始出现。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被译介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就连美国副总统布什也跑到中国的成都，给四川大学几百名大学生讲“我们满怀热情地相信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这种制度使我国变富。”布什讲得很慢，听众大多都能听懂。
国外的很多人与物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年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但挣了些钱的王中军却有了出国的想法。
机关干部王中军，在工作的第二年便“不务正业”，和几个朋友合办一份产品类杂志《购物指南》。杂志出了一期，口碑不错，可第二期期接不下去了，因为《购物指南》全部成员都是兼职。于是，七八个人集中在王中军家，碰头开会研究。讨论的半天，结论是“应该有个专职的人，才可能做成‘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类杂志’”。辞职就是砸“铁饭碗”，大家都沉默了，局面僵持下来。“我辞职吧！”杂志主编王中军打破僵局。几秒钟后，大家反应过来，拍着胸脯安慰25岁的王中军。
1985年，王中军从国家物资局辞职。从单位出来，王中军第一件事是回家向女朋友“先斩后奏”，得到的答复是“辞就辞，最多上街卖菜”。随后登门向未来岳父解释，这位时任大兴县县长的“老革命”，思想开放，“搞个体，这是年轻人的发展方向，支持你。但有一个条件，辞职前先和我女儿结婚。”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10）
安抚工作进展顺利，杂志却出了问题。王中军办完辞职，不到10天，出版局出了红头文件，判定杂志是‘非法刊物’”。创业未成，王中军先失业回家，“每天看着老婆、岳父、岳母去上班，自己却只能呆在家里，心酸啊……”一起办杂志的朋友们觉得对不住王中军，想方设法找些“零工”，让他发挥特长：好封面20元，插图15…20元，最好挣的是小人书，一本能挣1000多，一个月画一本。随后，他“拍明星挂历”、“拉广告”，一年能挣到30万，拥有了第一部汽车。
中国电影业的“大腕”：王中军
当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时，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日子宽裕起来，王中军想到了出国，“自己定两个目标，一拿到一个学位，二回国前要攒足10万美金。”
1985年，如果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那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的应该值得我们记住。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可谓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多年后，一个外表憨厚的企业家以自己象棋式的经营方式，挑战柏杨的观点，并崛起于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商业竞争最惨烈，企业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这位企业家要求公司的员工不准勾心斗角，甚至与竞争对手之间也要和平相处。他归纳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麻将思维”，而老外是“桥牌思维”，前者讲究互相拆台，后者需要相互配合；他总结出“六赢”理论，意思是做生意应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提出1＋1=11，表明合作的力量是质变而不是量变的。
因此，他的企业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容易被世界认可。当很多本土企业还在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