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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存辉说：“办厂其实很难，因为什么都不懂。技术不懂、质量不懂，市场在哪里又不知道。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人、没有资金，万事开头难，让人伤透脑筋。”几人合伙摆了一个柜台，卖自己做的产品，第一个月赚了35块钱。有人沮丧了，南存辉却兴奋异常：很高兴，第一个月就成功了，没有亏本。
那时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良莠不齐，许多人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南存辉没有被诱惑，踏踏实实地经营着自己的“求精厂”。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几年后，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因质量问题声誉跌入低谷，“求精厂”的产品却畅销全国，一年的产值就能达到100多万元。在有关部门进行的三次拉网式的清理整顿中，“求精厂”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免于被清洗。尤其是，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大规模打假后，“求精厂”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
有民营企业家说：民营企业难过但必须过的三关是分银饷、排座次、轮荣辱。“求精厂”企业有了知名度，地方政府常给企业领导人评先进。荣誉到底给谁？最初，南存辉和胡成中想出折中的办法——“厂长轮流做”。但当开关厂产值做到1000多万，双方各有亲戚、朋友进入管理层时，两人在经营决策上有了争议。分家成为必然。分手后，南存辉成立了一个家族企业，“正泰”由此问世。
15年的农村工作中，楼忠福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现在，他跃上舞台，成为瞩目的表演者。这年秋天，楼忠福拥有（或者说“成功夺权”）自己的建筑公司。
改革开放第一年，楼忠福就在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野心勃勃的他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他到公司第6年，公司经理即将退休，需要确定接班人。按照惯例，应从公司论资排辈提拔出一个经理。资历深的人有的是，但只有楼忠福属于那种“认定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的人。他逐一拜访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坦承自己的想法，也确实得到一些领导的公开支持，可还是不够名正言顺。
公司经理的儿子闻讯，跑来找楼忠福麻烦。结果被楼忠福声色俱厉地驳得哑口无言：“你爸爸当我领导时都听我的，你以什么能力来和我争抢经理的职位？如果你一定要争的话，等于给你爸爸脸上抹黑。”志在必得的他，直接召开大会。宣读任命书后，他取出公章，用一把刀“嚓嚓嚓”砍了三下公章，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哄乱的会场骤然安静，交接仪式顺利完成。
当上经理后，楼中福向银行贷款160万元，将公司改名为“东阳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很快在浙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几年后，在东阳三建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浙江省首家建筑企业集团——广厦集团。
德鲁克把熊彼特建立的发展模型落实到管理实践的层面。他力主有创新精神的人该“不断搜寻变化，回应变化，把变化当作潜在的机会”，并且断言，“未曾遇见的情况往往是启动革新的良机。”
1984：空前绝后（4）
因此，对于南存辉等人，我们更愿意把他们看作贫困的抗争者。他们脚踏贫困线，面对政策的感召，为脱下贫困的帽子而勇于创业。然而，改革可以包罗万象，也同样对各类阶层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还有不少人，衣食无忧、生活安逸，甚至手中小有权力，却因为触摸到“潜在的机会”，与南村辉们一样，涌入了改革的大潮。
北京中关村，那里激荡着浮华悲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故事，上演着波澜壮阔的经济革命。寂寥的勇士、无畏的先驱，或明目张胆，或掩人耳目，进行着有声的呐喊、无声的前行。他们以不可抗拒的民间力量呼唤经济新世界的到来，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经济新秩序。
如有“神明”的1984年，在华贻芳的眼中，其实是因为“大气候好，中气候好，小气候好。”大气候是国家政策支持，中气候是地方积极配合，小气候是个人有强烈的争口气的愿望。说到中气候，华贻芳举了例子：北京海淀区非常支持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有一批以时任区委书记贾春旺为代表的“开明管家”，如果有人因辞职被开除党籍，“开明管家”们说，到我们海淀来，到我们中关村来，好好表现，我们给你重新入党的机会。小气候，如陈春先，他给无数白手起家的具有高科技色彩的民营企业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启蒙课。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中关村的传奇从1984年开始：
5月16日，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等人，创办“四通公司”。四通公司，不仅成为中关村早期的四大公司之一，也是1980年至1992年，中国最大的民营科技公司。
8月25日，清华大学副教授倪振伟，在中关村开办“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海华是中关村地区和北京地区首家大学创办的民营高科技公司。
9月，北京海通传热技术公司成立。这是传热技术专家蒋大年在海淀区科委支持下创办的企业。
10月，中科院物理所与中关村街道联社联合建立“北方电脑公司”。
10月25日，科技人员彭伟民、王小兰，创办“时代新技术公司”。
11月1日，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柳传志开创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后来改名为联想公司，现发展成为全球三大计算机公司之一。
11月4日，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仪器厂、海淀区新型产业开发总公司创办信通电脑技术公司，金燕静任总经理。
11月15日， 中科院声学所副所长屠焰领头创办“科理高技术公司”，屠焰任总经理。
11月18日， 中科院物理所王震西，创办“三环新材料公司”，王震西任总经理。
12月13日，中国农科院生防室科研人员张盛，创办“中生科技服务公司”，是中关村首家农业科技公司，张盛任所长……
１９８４年，联想就诞生在这间平房中。
从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说，陈庆振的“科海”宣布成立是中关村探索的开始。紧跟其后的王洪德，创立了“京海”，主要做计算机机房建设和相关业务。虽然，无论是陈庆振还是王洪德，都没有创造基业长青的神话，但感染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创业者：王选、张旋龙、*、段永基、求伯君、王永民、史玉柱、吴晓军……加入到中关村创业大潮。中关村，就这样被民间力量推动着跌跌撞撞地前进。白颐路经过慢吞吞的温煮，终于沸腾。
4月，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向政府递交了一封信，“利用现有的智力资源，组成科研…开发…生产联合的基地。”信辗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手里，宦乡给中央领导提出以下建议，“中关村地区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科学城架构，只要下决心对它进行规划和调整，加强有关各部、厂、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最大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区。”媒体对中关村的一边倒，诸如“灿烂的科技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靠科技起飞，开创中国式的硅谷”，日益消减着旁观者的戒心和创业者的恐慌。而春天，*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小学生中掀起了微机热。
1984：空前绝后（5）
来自官方的、市场、媒体的消息，都成为中关村“电子热”最好的铺垫。白颐路上有了14家企业的招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微机协作组”这样的官方组织在民间力量中游走。没多长时间，“微机协作组”中的两位成员*与金燕静禁不住中关村创业的诱惑，另立门户。
5月，*在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的一间铁皮房里，成立了“四通”。两层楼房，里面是木头，外面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的父亲、沈国君、王安时。“四通”一开始只销售打印机，直到后来与香港金山合作了一笔500台PC的“大生意”，才算真正与整机沾上了边。11月，金燕静拉来中科院计算所、科学仪器厂与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他们各出资100万元，成立“四通”，金燕静任董事长。自此，中关村“两通两海”的局面形成。
在“两通两海”叫响中关村的1984年，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当时并不出名但后来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柳传志。秋天，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柳传志创办联想，启动资金20万元，一共11人。公司成立后，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与柳传志有过一次对话。后者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的公司会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当时他们对未来之路一无所知。但今后二十几年里，包括柳传志在内的11人将忍辱负重，经历屈辱、欺骗与自尊被践踏。
奇迹的诞生往往是里应外合的结果，中关村日益浓厚的商业氛围，不单单是这些热血沸腾、义无反顾的科学家叛逆的结果，还有外来力量的渗透与新鲜血液的注入，他们的到来为这些科学家的预想方案找到落脚现实的契机。这一时期，集中在中关村大大小小的公司里的头头脑脑，几乎都是“老师”，除了来自香港的张旋龙，这样的“异类”纯商人。
当时，张旋龙带着他的人马，以“香港金山公司总经理”的头街来到村里淘金，时年28岁。说实话，金龙不过是个年营业额不足100万美元的小企业，甚至连代理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做IBM代理的代理，或者代理的代理的代理”。但就是张旋龙的入驻，向所有中关村创业者宣布了微型计算机贸易的可行性。他为这些意气奋发，有些许目标甚至仍是“无头苍蝇”的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打开了一扇窗。
那时候IBM PC在中关村的价格是3万元人民币，长城0520也能卖到两万多元一台。有心计的张旋龙策动了金山在珠海组装整机。组装出的金山SuperPC市场价只需1万多元，凭借价格和销售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