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事情才出现转机。新华社记者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引起*、胡启立、方毅三位中央领导的重视。三位领导先后就此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随后对陈春先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由此，“气候”逐渐回暖，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年，陈春先成立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以及联想公司相继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
陈春先新技术研究所高峰时拥有资金两百多万美元，数百员工，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不过，出色的科学家不等同于出色的企业家。46岁前，从未脱离过知识分子圈子的陈春先，几乎具备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自尊、坚韧、重义轻利。可当角色转换为陈春先并不熟悉的创业者后，优秀科学家的品性有时恰恰成为了负累。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很长时间内，陈春先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9）
创业以来，陈春先经常为大量的债务发愁，不时承担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因为企业间的纠纷先后两次遭人绑架。与此同时，带病坚持工作的陈春先糖尿病日益严重，多次晕倒在公司开会的现场。他的公司帮过一家美国公司做数据录入，为此聘用了100多个大学生，1000个字符挣元，如果顺利，一年能有30万美元的收入，但这个业务半途流产。他搞过排版系统，且先于方正推出；搞文字处理系统，也比WPS要早；1990年代做了能录音的BP机，但所有产品投向市场，一遇竞争仓猝而败，少有例外。磕磕碰碰地坚持到1996年，精神上不堪重负的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公司也随之烟消云散。
那时候有教养与志气的人还是钟情与当科学家。而不考虑历史的因素，陈春先在选择创业的时候，已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与希望抛弃。回过头来设想，假如他没有作出创业的选择，他会怎么样？陈春先没有给出答案。但事实是，他原来在中科院一起工作过的人中，有七八个成了院士。他所在的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小组，整整出了五名院士，创业前他就是组长。
2004年，陈春先因病辞世，享年70岁，百余名民营科技企业家为他送行。去世之前，这位立志“把光明留给后人”的科学家，捐献了自己的角膜。
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对大多数只是活着的人来说，失败未必不是一种荣耀。而从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就人的志向而言，生意上的失败并不掩盖思想的光芒，陈春先应该算是个成功者。
英雄往往只有两个结局：扶植者的假赏识与真遗弃，普通人的假崇拜与真妒忌，但却不能就此否定信仰与追求。所以，在中国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中，陈春先只是沧海一粟。几十年后，或许他将淡出人们的记忆。尽管如此，在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充当了领跑者角色的陈春先，无法被略去。他值得被历史铭记。
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可能是80年孩子们二十八年后最深刻的记忆。而这时期的成人，《大西洋底来的人》的主人公哈里斯应该是他们当年的偶像。据说某单位评选先进典型，有的选票上竟填写了“哈里斯”的大名。但就走上个体经营道路的刘希贵和刘永好兄弟而言，那一年百感交集。
《大西洋底来的人》剧照
刘希贵早已记不清是1980年的哪一天了。这天，上午才卖过血的他，下午又进了另一家医院，求大夫买他300毫升血，因为家里养的40头猪还饿着，等着喂饲料。
几年后，刘希贵成为沈阳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又过了十多年，他作为民营企业代表出现在省“两会”会场上。坎坷过后，他风光起来，只是当年过度卖血，落下了病根，手脚冰凉，常年要穿棉裤、棉鞋，睡觉必须用电褥。他的经历折射出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参与者辛酸的成长历程。
1980年，24岁的刘希贵和他的兄弟、小舅子一家凑了几百元钱，办起了养猪场和豆腐坊。刚开始猪场里的猪还少，豆腐渣也够做饲料。可后来发展到40头的时候，刘希贵有些招架不住了。没有太多余粮可以用来做养猪的饲料，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有偿献血。托人要来血证，刘希贵献了300毫升血，换回48元钱、公斤糖票、公斤鸡蛋票和一些票据。他用那笔钱买回了250公斤玉米面。一来二去，刘希贵熟悉了卖血这项“业务”。年轻的他在沈阳、抚顺、本溪弄了四个血证，两年内卖了30多次血。20多年后，卖血的印记在刘希贵的胳臂上依然清晰可见。。 最好的txt下载网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0）
卖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养猪的收益也越来越可观。有了钱的刘希贵改行做起运输，车队慢慢壮大，他因此成了沈阳乃至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第一批百万富翁，沈阳人都叫他“刘百万”。1988年，“刘百万”公司升级为民营企业集团，时任沈阳市工商局局长亲自上门给他送匾。
在没有对个体户有大是大非的定论阶段，当中央的政策还不是那么旗帜鲜明时，个体户会被深深打上“幸运”与“不幸”的烙印。幸运的个体户，相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瞒天过海，欢天喜地地做自己的小买卖了。不幸的“小商小贩”，碍了不少不开明者的眼，被他们“开涮”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开拓了中国多个第一，他本人则几乎见证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每一步。但在他记忆里，一直念念不忘的是1980年第一次创业的尴尬。
1980年，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由于职业原因，他是中国较早能看到参考消息的这一部分人，也是较早感受到改革开放信息的人。“那段时间，提到改革开放，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中国的经济将有重大变化，感到了一种机遇正在靠近。”刘永好回忆道。
刘永好兄弟四人，老大刘永言学计算机，老二刘永行善于修理家用电器，老四也就是他自己学机械，生产电子产品不是件麻烦事情。于是兄弟三个动手制作了市面上还没有的音响，取名叫“新意音响”。音响投产需要资金。刘永好想到找生产队合作，“我们出技术和管理，他们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生产队都同意的事情竟在公社卡了壳。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怎么能和私人合作？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永好的美梦胎死腹中。两年后，他们几兄弟的创业梦想才最终变为现实。
下层的人民在经济的前行中磕磕碰碰地寻找着被指引的方向，上层的领导也在政策的前思后想中寻找着指引的方向。只是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思考与践行没有在当时形成合力。中国的历史往往是，理论的指导在后来释放出的能量比当时更为巨大。
回过头来，1980年的一些事对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大的影响。4月2日，*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这或许是国家领导人最早有关住房改革的建议。而二十多年后房地产不但没有赔钱，且还成为中国最赚钱、最暴利的一个行业。
5月5日，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的争论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盖棺定论。*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在此之前，鼓吹生产力还是犯忌的。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学家熊映梧在内部刊物《经济学动态》刊发文章，提出一个经过30年思考得出的结论：理论经济学研究中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接着他相继在《学习与探索》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研究生产力的必要性。然而，真正引起震动的却是1980年，熊映梧的《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一文。文章说，“忽视生产力是当代*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丢掉了生产力这个根本的东西，光在生产关系上面做文章，使*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在“生产关系不断革命”还没彻底退热的年代，熊映梧的观点，无异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公开宣战，立即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首位论”是一大突破，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反对者斥之为“违背了*列宁的教训”。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1）
1980年也是海南的机遇之年。6月底，中央召开了一个“海南岛问题座谈会”，明确了开发建设海南岛的新方针：“主要靠发挥政策的威力，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虽然面对如此好的机遇，海南与之擦肩而过——1980年至1982年，海南全岛实际利用外资不足200万美元。但是，这对中央确立以开放促开发的建设海南岛的新思路，直至建立经济特区，做了铺垫，引发了1988…1992年全国上下闯海南的热潮。包括冯仑、易小迪、潘石屹在内的民营房地产商都在海南干出了名堂。
如今经济运行到高位，每个人都是看着个体户发光、发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