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今后岁月的磨砺中，一些出身“寒微”的民营企业先行者与后入者，虽如草根一样，土生土长，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经历着喜怒哀乐后的锤炼，享受着悲欢离合中的欢欣。
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人们一样看到了民营经济的萌芽。10月，北京，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刘桂仙1100元人民币，包括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
十几岁就离开河北老家到京谋生的刘桂仙夫妇都做得一手好菜。刘桂仙曾在一位中央首长家做过17年的厨子，丈夫郭培基“*”前也在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干过。偶然的机会，刘桂仙听到广播里的消息，南方有俩人开了夫妻店，这让她很心动。她向曾经工作过的首长请示想开饭馆。首长表示支持后，指点她去东城区工商局办执照。一开始，工商局人告诉刘桂仙：“没有营业执照不能开店，要营业执照又没政策，也没接到指示。”可刘桂仙天天去工商局，最后感动了副局长靳云平，同意选择刘桂仙家的饭馆作为试点。
刘桂仙开店的消息传开了北京。闻听此事，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找到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为是同行也就没了顾虑，说出“开店碰到没粮没油没政策”的苦衷。记者写的新闻被广播出来，以为会受到批评的刘桂仙竟然收到有人特意送来的粮本。原来，新闻广播后，工商局的干部说服了东城区粮食局，给刘桂仙拿到了批条。区长为了鼓励这个“第一家”的积极性，甚至端着盆帮他们找豆腐。而为解决城里的配给供应难题，刘桂仙每天一早带着两个大口袋，坐火车去保定和高碑店集市，用买回来的各种原料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
饭馆定在“十一”开张，前一天刘桂仙夫妇打算试开业，先做给街坊尝尝。9月30日中午刘桂仙开火时，《北京晚报》的一个记者意识到这是要开张了，赶快找到一家电话亭，口述新闻稿给报社。这天晚报上登出一篇两百来字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见报的这条消息立刻引来了不少好奇的群众。当晚，许多人慕名来到饭店。这天晚上，刘桂仙忙得满头大汗，工商局的人都赶来帮忙。听闻消息立刻赶到现场的合众社记者说，三天之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个体饭店。
不知道是否与美国记者的报道有关，1个月后，美国使馆突然提出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1毛2，一个沙锅白菜1毛9，1块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是很高的了。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
饭店开业后，“个体第一家”的名号引来众多食客，也遭到许多敌视和风言风语，“有人给我定性成了反革命”。刘桂仙担心会被批斗，所以再累，都不敢雇工。因为没有得到批准就让刘桂仙开业，工商局的靳云平遭到一位上级的批评，“我承认我是有错误，但决定让她开饭店是没有错的”。公安局也私下调查刘桂仙夫妇。不堪种种压力，刘桂仙关掉了饭店。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4）
饭店关掉没几天就是春节，市政府领导亲自到刘桂仙家，劝说她重新开业，说“过年时有国家领导人要来”。最后，领导们看着刘桂仙拢上火准备开张才离开。1981年春节，姚依林、陈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不用害怕，有国家支持。而姚依林看了餐馆的菜单后，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既可以满足顾客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
两位领导人走后，刘桂仙放了半小时的鞭炮。半年后，夫妇俩用赚到的钱在距悦宾饭店200米的地方买了房，开了“悦仙”饭店。20多年后，刘桂仙坐上了“奥迪”，创建了洪喜木业公司，成了北京紫檀木古玩的最大收购者，还在京郊盖了座仿古的四合院，并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代表载入史册。
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冬天和春天的界限是那么的模糊，以至于明明有人感受到的是春天，有人感受到的还是寒冬。并不是所有个体户都像刘桂仙这样一帆风顺，至少长沙市经营个体饮食摊的李分龙、浙江省黄岩路桥镇的个体户蔡继泽和上海人陈贵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长沙，国营红星饭店营业员唐明德一连摔了李分龙饮食摊的四五个碗。事情起因是，长沙市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了年近50的个体劳动者李分龙，在指定地点摆摊卖饭。李分龙周到服务，热情待客，同样的一份饭菜，比红星饭店便宜三五分钱。因此，她的饭摊上座无虚席。相比之下，红星饭店生意逐渐冷落，最少的一天只卖了７元钱。红星饭店的有些人认为李分龙抢了他们的生意，越想越生气，最后发生了砸碗事件。
事后，有关部门派人调查。调查人只听取红星饭店片面之词，回来汇报说：打碗事件全是李分龙的责任，与红星饭店无关。当记者将调查真相和目睹现场情况的群众意见向长沙市有关部门领导人反映时，一位领导人竟说：我们知道这件事。你说的不是事实。记者搞报道要实事求是。记者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才来找你，不然直接就见报了。领导听后，拍桌而起，“你们有权利就登报！”
浙江路桥是东南沿海的著名集镇，戒指、耳环等传统小五金加工手工业品行销全国。然而，路桥区委却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对个体手工业予以打击、取缔。5月23日路桥区几个干部检查农业生产，路过蔡继泽家，看见他正在家里加工小五金品，就跑回区委向副区长林寿透作了汇报。林寿透没有经过任何调查，认定蔡家是资本主义“冒尖户”，决定对其抄家。中午，林寿透带队前往，搬走了蔡敦林小五金生产的所有原料、工具和设备，闯入蔡继泽夫妇卧房，用锤子砸开衣橱、谷仓、写字台、衣箱等，把衣物一件一件抖开搜查，撕破糊墙纸，扯开棉被，翻动床板，从衣箱，写字台等处搜出现金数叠，未作清点即放入提包带走。随后，这群人砸开早与蔡继泽分家的长子蔡敦震家的门锁，抬走了蔡敦震新买的电视机和电风扇。
7月12日，味美馆在上海开张了。26岁的饭馆主人陈贵根，是70届的中学毕业生，出身也算饭店世家。建国前，陈贵根的父母在自家三层住宅的底楼开过“顺鸿兴面饭馆”，顾客盈门，还为中国红十字医院的医生送过外卖。1958年，“顺鸿兴”公私合营，饭店关门，他的母亲去了国营饮食公司，父亲开了一家烟纸店。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5）
开业后的味美馆，生意非常好，一些外国人和华侨也常来参观和用餐。8月，《文汇报》报道，小餐馆的每月营业额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扣除税收外，获利相当可观。但是，显然陈贵根的小店没能得到刘桂仙那样的照顾。房管所的人认为，把住房改为店面，应该按照营业用房的标准提高房租。税务局的人觉得，店的税收标准不能以个体户照顾，应该从3％提到5％，并要加征所得税。静安区工商局的人也觉得，批准开店时，以为是一家小点心铺，卖些面条、馄饨之类，“不料竟大干起来，看来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10月，有专车接陈贵根到北京，接受中央领导接见。但回上海不久，他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开张才3个月的味美馆被吊销执照。
1981年，陈福根出狱后无心经营味美馆，其哥哥陈福根便顶替成为新一任饭馆主人。1982年底，隔壁医院工程改建。医院每月补贴500元，要求饭馆暂停营业。无事可做的陈福根因盗窃罪被抓，适逢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公判大会上陈福根被判无期。从此，上海这个“001号”个体饭店一直关门。1997年10月10日，陈福根提前出狱，味美馆17年来第三次开张，但上海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西侧，沿街饭店比比皆是，味美馆置身其中，招牌斑驳，已无昔日风采。
改革开放30年的一项巨大成果，就是个人财富的积累。所以姗姗来迟的《物权法》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诞生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诞生为积累而成的财富的拥有者吃上了一颗法律的“定心丸”。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第一代富豪”。那是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和农民组成，徘徊于社会的边缘，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彷徨，曾经绝望，曾经痛苦不堪，曾经生不如死。最后，迫于生计的他们，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后，担当起“个体户”这个共同的名姓。但是，并非每个个体户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郑秀康与乔金岭都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前者收入不高，但还不至于会被人看扁；后者则担任公社砖瓦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官衔听起来也还不错。
初中毕业，只有16岁的郑秀康到一家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和他一起去的有18个人，他年龄最小，个子倒数第二。17年后，已经33岁的郑秀康开始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生活依然艰辛，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即使是这样，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郑秀康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5块毛料和手表，全部照半价忍痛贱卖了。“她的压力也很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