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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厂账面上开始盈利，盖起了一座万平方米的新厂房，工人工资有了提高，求生存的最低目标基本实现。张国喜第二次去了上海。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工作人员告诉张国喜“一尊出口日本的雕花佛龛有70％利润”，而他生产的雕花套箱的利润才25％。
佛龛是用来供奉释迦牟尼的木雕宫殿，大小几尺见方，结构非常复杂，成百上千造型各异的部件，只要一块不合规格或稍有变形，便不能组装起来。因为工艺要求高，利润再高，许多厂家也不敢轻易接手。尽管初次接触，张果喜还是毫不犹豫地与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了合同。带着样品回到厂里，他一连20天泡在车间和工人们揣摩、仿制，终于成功做出来“佛龛”。这年，木雕厂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5万日元是佛龛收入。此时，组织让他出任鹰潭市副市长。张果喜拒绝了，理由是：“每个人爱好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我能把一个企业搞好，不等于说我能把一个鹰潭市搞好。”1985年，万元户都稀缺少见时，张果喜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改革的步子，走得不紧不慢，但人们总能在空气中嗅到改革的味道。还有很多细节，因为主角当时的不起眼，而被历史轻易掠过。似乎与经济无关，却又实实在在是经济的铺垫。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15岁的王文京考入大学，因此成为了家族的荣誉。
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道路只有三条：招工、当兵和考大学。“招工，我没有背景；当兵，成分不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大学。”王文京说。
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事情，王文京正读初中三年级，“第一次听说，中国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了，有的人可以成为大学生了，我想就是说以后做一个大学生最好。”两年后，王文京到了省城，投考西南政法学院，未被录取，阴差阳错地进了江西财经大学。据说时隔多年，王文京常暗自庆幸自己与法律的失之交臂。但第一志愿落榜后，他还是自怨自艾了好久。
在江西财经大学，王文京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财富故事。他读了一套书，介绍美国十个企业家和日本十个企业家的传记故事，一套20本，“我开始梦想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一个实业。如果这个实业对社会有所价值，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直到现在，这套书王文京还一直保存着。
这年考上大学的，还有只比王文京大一岁的施正荣。
本该姓陈的施正荣出生时，中国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他一起出生的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因为自然灾害，家里贫穷，无法同时养活两个孩子。而施家出生的女孩却因病夭折。所以，他被送到施家，骨肉分离。
和绝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施正荣从小插秧种田，泥地里摸爬滚打，饱受蚊虫叮咬。那时他不断勉励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1979年，16岁的施正荣顺利考上长春理工大学，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
1979：富起来吧（10）
在甘肃，潘石屹也考上了兰州培黎学校，虽然只是中专。临走之前，老潘的父亲将自己头上还不算太破的帽子戴在儿子头上，把儿子更破旧的帽子留给自己，说：“孩子，你要出门了，不管在什么时候，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
记住老父亲话的潘石屹，独自一人挤上了去兰州的火车。当他赶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踉踉跄跄赶到学校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站在教学楼前，身心俱疲的潘石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坐在楼梯口睡着了。有人推醒了迷迷糊糊的他，“你是我们班的，跟我来吧。”叫醒潘石屹的是班主任老师。老师将迟到的小潘带到教室，让他做自我介绍。“我忘记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我刚一开口，全班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测，“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关”。直到今天，西北口音依然无改的潘石屹，取了一个海归老婆，成了一个“古灵精怪”的房地产商。
一本《当中国改变世界》的书将21世纪的开端定格在1979年。就在这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大人物共同震撼着世界。他们提出相同的口号，都借用弗朗索瓦·基佐的号召“富起来吧！”
前者当选英国首相后，坚决促使经济领域中的国家大规模撤退。她采取非国有化策略与放松管制，形成一股潮流，扩展到她的老朋友里根的家乡，而后缓慢且有力地影响，并改变着“老欧洲”的运作模式。世界的另一端，*，这位“身上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气味”的小个子男人，信奉着务实的发展观。他敞开中国的大门，希望改革开放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
但是，1979年，毕竟只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只有厂长经理，还没有企业家的概念，更不敢有民营企业家的提法；那个时候，工厂的生产变得红红火火起来，“四人帮”最猖狂时代下降到极点的出勤率据说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7％的缺勤率依然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
然而，压抑了太久的激情与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大的渴望。万象更新，变化总是积极且显著的——彷徨无措与疑虑感渐渐消解。冬天过了，春天还会远吗？
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
1979年，安徽芜湖，那个只会写5个字（“年广久”与“同乙”）、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7岁在街头巷尾捡烟头、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就接手父亲的水果摊、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而被判有期徒刑1年的“傻子”，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引起阵阵涟漪。
1964年，年广九为维持生计，炒起了瓜子。他偷学来的手艺派上了用场，炒出来的瓜子一咬三瓣，满口清香，于是慢慢“炒”出了名。而且，他卖瓜子是连卖带送。年广九这样说，“别人买一袋瓜子后，总会问这够秤吗，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薄利多销策略招徕了大量顾客，广九成了顾客眼中的“傻子”。年广久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从小也有“小傻子”的绰号，所以年广九的瓜子美其名曰“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招牌一挂，高峰时店门口两排队伍排了100多米。年广九为此定了店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买十斤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独辟蹊径的店规，更让人们觉得这个“傻子瓜子”不一般，前来买瓜子的人络绎不绝，一天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生意红火，年广久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请来一些无业青年来帮工，帮工越来越多，竟达12个，“傻子”出的难题也就应运而生了。
1979：富起来吧（11）
*在《资本论》明确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19世纪中叶，雇佣工人在8人以下，业主是与工人一起参加生产的，为介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中间任务，是小业主。而一旦超过8人，则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年广九的帮工竟达12个，那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剥削了。诸如 “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年广九是剥削分子”这样的流言在安徽流传甚广。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年广九划到资本家的行列。1979年，经济改革刚刚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观望，“傻子”年广九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如果把这“经济越轨”直接打压下去，“枪打出头鸟”，还有多少人愿意试水？况且，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在数字“8”卡了壳？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把理论嫁接到现实中，也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理论的条框中，改革更需要变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傻子”出的难题成了经济学界的尴尬，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能给年广久的做法下定论。理论界吵成了一锅粥，年广久却“你吵你的，我炒我的”，闷声发大财，把“傻子瓜子”做得风生水起，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利润已过百万元大关。
1982年，*给这场尘埃未定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年广九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他也因*的提及而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工人人数才没有了限制。但*的一席话，毕竟为民营企业破土而出提供了一缕曙光，尽管微弱，却决定了民营企业的命运。
有*“撑腰”，年广久干劲十足。20世纪80年代，年广久厂里的工人工资已有50元，还提供管吃管喝的优惠，而机关人员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年广九敢干，也敢尝试新鲜事物。1985年，有奖销售在全国遍地开花，刺激着年广久的神经。他要“玩”就“玩”大的，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以一辆轿车作为头等奖，把风靡一时的有奖销售推向高潮。
好景不长，仅仅18天后，国家“停止一切有奖销售”的政策，将年广九“杀”了个措手不及。有奖销售虎头蛇尾，各地纷纷要求退货，供应商要账要上门，银行追也着年广九要贷款，年广九忙得焦头烂额，“那一次亏了六七十万元，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吧？是政策形势变化造成的。”
1989年，中国的私营经济再度进入困难时期，年广九的日子也不好过。芜湖市人民检查院以贪污罪、流氓罪起诉年广九。后经法庭调查，年广九在联营期间虽然帐目不清，但不构成贪污。法院仍因流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