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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演出开始与经济挂钩。因为戏曲演员付出多，得到少，家长都不愿意把娃娃送来学戏。很简单，现在很多父母送娃娃去学跳舞，学一年出来就可以跳群舞，一次可以挣两三百元，跳得好的可以领舞，挣得更多。戏曲演员学一年根本不可能出来，基本功至少要学三年，不仅要练嗓，还要学表演、学文化，还要靠剧团老师慢慢带出来。戏曲，大家都知道是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是，与其他表演门类相比，它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比如歌星，一场表演下来的收入比戏曲演员的要多得多。所以要培养一个戏曲演员很难，第一要花长时间培养，第二学的人少，第三还要看你对戏曲的热爱程度，你是否心甘情愿地付出。
成都圆梦
易：走出来一直是你单纯的信念，同时你又很幸运地赶上了戏曲复兴时代。1983年，作为叙永县川剧团当家花旦的你却执意辞职，一个人到成都拜师当学徒，16岁的你哪儿来的勇气？
陈：当时想法单纯，没有考虑其他的。我到成都求学全因陈国富老师的一句话。1983年7月，我参加宜宾地区文化局举办的川剧艺术比赛，有来自18个市县的几十个剧团参加，我演出《打神》，拿了一等奖。在看了各个地区剧团的演出后，知道自己的水平不低，只是接触面太窄，觉得应该走出去。陈国富老师（当时四川省川剧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那次比赛的评委）不经意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这个女娃子条件太好了，可惜在县份上。”从７月份比赛后回家，直到９月份，我都没睡好，天天想这句话，想怎样才能走出去。那时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成都有没有川剧学校可以考，妈妈是老实人，不可能带我出去，我只能靠自己。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要去成都。我先去看成都市川剧院的演出，再演几出戏给他们看，各种类型的戏都演。他们不要我，我就找个老师学，学三年后我也才20岁，到时我再到泸州、宜宾剧团，他们也会要我的，反正要学到本事。
其实，到成都的想法之前就确定下来了。那是1980年我们县剧团娃娃班到成都来演出的时候，我去锦江剧场的成都市川剧院找过张光茹老师，她是我们叙永县川剧团团长的师姐。当时我才13岁。那是我第一次到成都，心里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到成都来。
9月底我向剧团请假到了成都。我先到锦江剧场、三益宫等几个剧场看了几出戏，觉得凭自己的条件可以来。然后，我找到张光茹老师，说想跟她学三年戏。开始张老师不敢收我，说我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剧团实行自负盈亏，如果我走了，对剧团的演出和收入影响很大。我一再恳求张老师收下我，她考虑了两三天后，给我约法三章：第一是22岁之前不许谈恋爱，第二是每天晚上必须10点之前回家，第三要吃得苦。我说，都行。
易：放弃县剧团的正式员工身份和工资，到成都当学徒，还要靠经济非常拮据的家里提供生活费，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陈：有半年时间。当时回家办辞职手续，剧团不同意，还扣了我妈妈一个月的工资。我妈妈哭着不准我走，她说在哪里都是唱戏，跑那么远干啥。我说难道你让我一辈子都待在家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决，只是有一种走出去的信念。走那天，天下着雨，姐姐又在生病。毕竟在剧团工作了五年，12岁到16岁，很有感情的，还是有点舍不得。早上5点过我就起来，把我姐姐带到泸州交给外婆照看，我妈妈是县剧团的，正在乡下演出，爸爸在贵州演出，我又要到成都，可以说，我们家的人天各一方。这样独自一人跑到成都跟着张光茹老师学川剧，当学徒。我的继父每个月给我寄二十元钱，十五元交给老师做生活费，剩下的五元自己买点生活用品。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3）
半年后，便跟老师到处去演戏。当时成都市川剧院有三个团，张老师在一团。有一次，二团的团长胡成德老师请张老师去唱戏，看到我表演，觉得这个小姑娘唱得不错，准备要我。但是一团的团长张开国老师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唱了这么久，就留在我们这儿算了。就这样1984年进了成都市川剧一团，成了临时工。当时临时工工资每月有三十多元，继父就不用再寄钱了。
我是这样的人，一旦心里有了目标，就一定会比别人更加刻苦努力。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认真抓住，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易：那个年代从小地方调到大城市，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吧？
陈：当时从县剧团调到成都市川剧院很费了一番周折。下指标很难，1985年给我一个市政府特批指标，指标一般到年底的最后一个月才下，时间很紧迫。可当时县剧团坚决不放人，说陈巧茹是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培养出来的，要付五千元钱才行。当时的五千元相当于现在的十五万到二十万元。我哪有那么一大笔钱嘛，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元。张开国老师说，行，我们拿五千元，但是先放人，再给钱；而县剧团却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结果那个指标就作废了。1986年又给我下了一个特殊指标，结果两边剧团讲价，最后三千元成交。交了钱后，我先把户口从县剧团下到家里，等到指标过去后，关系再转上来。当时我已经是正式员工了，工资每个月四十元左右。
爱戏如命的恩师
易：如果说到成都是你命运的转折点，那么拜张光茹为师，则是你川剧艺术腾飞的新起点。三年的朝夕相处，为师为母，学艺做人，能讲讲你们之间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吗？
陈：老师这个人啊，爱戏如命。老师小时候学川戏，二十多岁跑到上海学话剧，三十多岁从上海来到成都。所以老师的表演非常漂亮，她把在话剧中学到的从人物的一招一式挖掘人物的内心变化移植到了川剧表演上。
跟老师相处了三年，在老师家吃在一张桌，睡在一张床，如同母女。张老师是海派，她爱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冯，主演过电影《桃花扇》《羊城暗哨》，与赵丹、孙道临是朋友。他过世以后，老师没有再婚。老师的艺术修养很好，对我的要求很高，要我读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我却读不进去，老师说一定要读。即便睡觉的时候，跟着老师哼唱一段，只要有一点儿纰漏，老师就会严厉地大声说，没对，重来。
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７点过，我跟老师在华兴街吃过早点，就到锦江剧场练功、排戏。中午吃碗面，睡个觉，又开始排练。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就一起去买菜，回家做饭。她不会做饭，也不讲究，让我炒菜，随便我怎么炒。以前我在县剧团的时候，都是吃集体伙食，要不就在馆子吃，所以我也不会做。我想，只要炒熟就行。记得第一次炒莲花白，一点儿味道都没有，管他的，我们还是吃下去了。因为练功，体能消耗大，老师买鸡炖好汤给我补充营养，她却一口也舍不得吃，全让给了我，那时经济也不宽裕，老师真的很爱护我。晚上我们看一会儿电视，有时聊一下天。我那时十七八岁，老师常常讲一些关于恋爱之类的女娃娃关心的话题。老师不仅教我唱戏，还教我做人的原则和道理。她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不管你的丈夫有多么能干，多么强大；没有自己的事业，就不能体现你自己的价值。
我要飞翔
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戏曲步入辉煌的十年。正值青春年华的你也崭露头角，成为川剧表演新人的代表性人物。在你看来，是时代造就了你的成功，还是命运对你格外垂青？
陈：1982－1992年，是中国戏曲比较辉煌的十年，出了很多好戏。这十年，是我踏入戏曲界，从不懂到懂，从懂到爱，到心甘情愿地为它付出的十年。我的运气很好，每次机会我都抓住了的，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即使机会在眼前，你也没有能力抓住它。
第一次机会是在1985年。自从恢复传统剧目后，各团开始推新编历史剧。当时剧团在排谭愫老师的新编大戏《武则天》，正好需要个演武则天13岁进宫时的演员，只有我比较适合，演出后，大家都说这个女娃子不错。那时就改了艺名，陈巧缘改为陈巧茹。这是戏曲界的传统，比如跟着丽慧娘学就是丽家班的，跟张光茹老师，就有个“茹”字，代表艺术生命的一种延续。这之后，我便开始参加四川省的地方戏曲汇演，登上了全国各种戏曲大赛的舞台。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4）
1983年，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川剧的八字方针“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几年后，剧团进行改革，把我调到三团，又叫青年团，以青年演员为主，创作排演新编剧。老师所在的联合团，以老演员为主，演出传统剧目。当时老师对我有些误会，觉得我翅膀硬了，就不跟她了。我理解她的心情，我对老师说，不管在哪儿，我都是唱川剧。只要陈巧茹在唱川剧，就是你的徒弟。况且羽翼丰满后，总有一天我要飞翔。
从徘徊到坚守
易：1992年你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可以说你成功攀上了艺术的高峰。就在这时，你却突然下海经商，而且经营得很成功。那时川剧在你心中是否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陈：1992年，拿到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后，总觉得到头了，没有追求了，有一种无法超越自己的茫然。那时，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