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哪些方面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在结束对人民公社的依附时，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成为独立生产者的同时，个体身份是不是得到了及时认同；三十年来，陆续出台的十个“一号文件”对“三农”的决定性影响；等等。刚要切入，就被老侯东一句西一句地引到一边，使我最终不得不放弃事先准备的提纲，加入他的家长里短。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同他摆了大半天的龙门阵。好在老侯语言丰富，闲聊中，始终不忘算计自家田地里的庄稼、圈舍中的猪牛、山坡上的林竹账，也让我得以透过收入增长方式、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等各个侧面，一窥农民“衣、食、住、行、乐”的变化。直到太阳开始落山，我才跟着老侯去山上的旧屋喂牛，看看他88岁的老爹。
而整理录音时，我发现，此次并不顺畅的采访，无疑是对自己坚持选择仍然在家务农、且祖祖辈辈定居山区的普通农民为理想采访对象的回应。即使在困厄的处境中，他们依然乐观自足，很少怨天尤人。对待脚下的土地，他们满怀信心与感激。情况确也如此，与平坝人相比，山区农民在视野、见识、表达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但难能可贵的是，视土地如同命根子的山民不缺经验，谈到朝夕相处的田地，他们往往如数家珍。侯月平也不例外，一说起自家的田地以及拿到林权证的竹笼，那话呀，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李伯刚：甘于清寂的科技实业家（1）
李伯刚近照 人物简介
李伯刚，四川沐川人，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95－2008年4月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8年至今，任成都地奥集团董事长、总裁。另外，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新药开发基金委员会主任、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常务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1988年8月，李伯刚借款五十万元，应用自己负责研究的“地奥心血康”科研成果，创办了成都地奥集团。2008年，净资产已达四十亿元，原始投资增值八千倍，年产值达十六亿元，已累计实现产值一百二十九亿元，销售收入一百二十五亿元，给国家和地方上交各种税费十九亿元。地奥集团连续十一年利润总额居全国同行业前列，连续十二年综合经济效益居四川同行业第一位；“地奥”商标被评为“全国驰名商标”。
李伯刚率领科技人员和职工，在地奥集团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纯度甾体皂苷和高纯度胸腺肽生产企业，创建了世界领先的国家天然药物工程中心、药物筛选中心、分析测试中心，形成并完善了中药现代化体系。李伯刚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大发明企业家”“全国十大科技工作者”“中国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科学院‘七五’重大科研任务先进工作者”“四川省有杰出贡献科技工作者”“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等称号和“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何梁何利基金委员会2006年度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等奖励。
创
业
陈晓东（以下简称陈）：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当时，您还是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面对这个重大历史时刻，作为中国知识阶层的一员，您有没有重新设想并规划过自己的未来？
李伯刚（以下简称李）：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的人来说，1978年，我是真切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已经从“斗争”的困顿中解脱出来了，这将是我个人乃至国家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其实早在1977年，我调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后，为弥补知识的不足，我就开始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当时，为了不影响爱人和孩子休息，自家两三平方米的简陋厨房就成了我的书房，切菜的案板成了我的书桌。在里面，我不分寒暑坚持了三年，把《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等大学有机合成基础理论的专业知识补了起来，也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找了回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日后的科研工作。回想那段岁月，虽然过得很清苦，内心却是极其充实的，因为认识到自己的所学有了用武之地。
陈：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是年，您带着课题组的科研成果“地奥心血康”，借款五十万元毅然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开始科技创业，您是否觉得十分幸运？
李：这实际上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巧合。当时，国内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普遍缺乏认识。“地奥心血康”这个研究项目，可以说倾尽了我和课题组的全部心血，1982－1987年那五个年头，我几乎是把课题研究当做了我的一切，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节假日都很少休过；1985年春节前夕，我和同事还在广东和福建出差，大年三十方才赶回家。当时研究经费紧张，就只能尽力减少经费支出。我们的实验室在一楼，光线很暗，可我们舍不得花钱添置台灯，四个实验室就只配了一盏台灯，大家轮换着用。课题组在1987年荣获中科院“院长奖金”，就这四百元奖金，都是一分未动，全部填进科研中。紧张的科研之余，我还抽空出去给外地乡镇企业搞食品饮料开发，换取的一点咨询服务报酬，都是立即转作科研经费。可就是这个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地奥心血康”，当我带着它四处找厂家转让时，几乎所有厂家开出的价格都低于我们实际的科研开发投入，可以说没人认识到科研成果的价值——我是出于转化无门，才被迫选择自己动手创业的。邓小平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伟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在我看来，差不多过了十年，才成了国人的共识。
李伯刚：甘于清寂的科技实业家（2）
陈：地奥初创阶段，有过苦闷和彷徨么，还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情燃烧的状态？
李：当时的创业环境和条件是艰苦的，不到五十万的经费投入，就七位科研人员，外加二十多个工人，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用，大家都是忘我地投入工作。白天杂务缠身，管理和发展模式没法静下心来思考，我就每天在凌晨1点到3点，用科研的思维来研究现代管理，对比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发展和管理体系，逐渐为地奥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科学发展道路。因为发展思路明晰、正确，地奥在发展中没有出现过自己不可掌控的问题，所以我不曾有过苦闷和彷徨。
陈：最初创业的时候，有没有憧憬过会有今天的成就？
李：开始创业的时候，思维很单纯，就是为了让今后自己的科研工作能有比较充裕的经费，办厂就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让自己的科研具有“造血功能”。至于地奥能够发展成今天这样，当初却从来未曾预设过。到今天，“地奥心血康”已居全国名优特新药类产品销量首位、心血管病同类药用量第一位及治疗性中药类销量第一位，累计实现产值七十亿元，销售收入六十六亿元。而当时，我对它巨大的价值潜能，都是认识不足的。
陈：试想一下，如果您一直待在中科院生物研究所，到现在又会是一段怎样的人生？
李：毫无疑问的是，若一直在生物所从事科研，我个人肯定会在科研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果，但是，会跟国内很多专门主持科研项目的专家一样，一边投入大量的心血致力于科技研发，一边却不得不消耗大量的精力，写报告四处争取科研经费。这是一种外人难以明了的艰苦人生。其实，在地奥，我依然保持着对科研的执著：在集团内，我依然分管研发，虽然不能投入更多的精力于一线的研发了，但我始终高度重视地奥的科研工作，我的心也与地奥一线的科研人员在一起。
陈：国内的许多成功企业家，起家于某一领域，但最终都选择进入其他资本领域，而弱化本业。您与他们不同，二十年来一直坚持本业。这种坚持，是源于您对中国中药制药业的一片赤忱，还是某种常人无法窥探的理由？
李：这几年，地奥也在进行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在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我始终坚持把中医药业作为地奥绝对的主业，一是我本身就是一名从事中药研发的科技工作者，我热爱这个产业；二是中国中医药正步入实现现代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关键阶段，总要有一些坚持不懈的探路者和领路人，我愿作这个努力。尽管目前制药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生存越来越艰难，但我认为，制药行业依然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
陈：从地奥二十年长盛不衰的成功历程中，您得到的最大感悟是什么？您希望大众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启示？
李：我个人深刻地体会到，做好企业要比搞科研更累更辛苦。因为，做企业管理，特别是管理高技术企业，需要的知识面会非常广，更重要的是，你要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脉络有准确把握。而发掘人才、建设团队、建设###络等，每一项，无不是庞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一名杰出的企业管理者，他肯定是集多项优秀专长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在当今社会，依然是极其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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