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硬地背诵，如果背得不好，还会挨打，是近几年业内才注重总结规律，所以，现在的学生学起来比以前容易些。
学习相声的最佳年龄应该是小时候，我是从7岁开始学的，因为小孩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相声只有在台上练习，和观众见面才能出成果，只是单纯的背诵不可能说得好，如果年龄大了再学，在台上就可能有点畏惧的心理。
学生和老师学习期间都是由老师带着演出，有的是老师带着上台，有的是让学生自己上台，老师在后面看着。具体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上台演出，也不确定，好点的学生练习三四个月就有上台表演的。而出师的时间也不一定，以前学生和师父学习是吃住在师父家，现在是自己回家练习，等储备了一定数量的节目和段子后，就可以出师了，这个时间一般是“三年零一节”（节就是指节日，比如春节、五月节、中秋节等）。并且，还要给师父效力一年，这一年当中不拿任何酬劳，和师父学习的时候，师父也不收取学费，现在也是如此，但是现在没有效力一年的说法了。其实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就是所谓的师徒如父子，和一家人一样。
“偷活”的“偷”字是一个中性词，是指去别的场子看相声或者学习别的曲艺形式。我认为这都很正常，因为相声不像其他的艺术形式，它无章可循，如果只是学习一个老师的，等学出来和这个老师一模一样的，这个学生也就完了，相声应该借鉴其他的曲艺形式。虽然相声界讲究师承关系，但是相声界是一家人，各个师承间都可以交流，虽然我们拜师是一个人，但是会有很多老师来教我们。
相声讲究“学说逗唱”四门功课，其实，“逗”是不能学的，它是融合在节目之中的，要靠演员的表演，“逗”的能力的高低和天赋有关系，很多人也有通过后天的努力学好的。
中国相声的百年传承（1）
相声是说学逗唱的艺术，是讽刺艺术，是群众当中一种智慧人对生活态度的表达。相声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来自市井和民间，主要功能是通过笑来为底层群众解意、开心，表达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相声艺术如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历史，旧时的相声通过岔曲说唱、喜剧小段，民间笑话，延伸出一种独立形式，从单口到对口再到群口，呈现出固定的表演模式。
相声界公认的祖师爷是朱少文（又作朱绍文，艺名“穷不怕”），而对相声发展贡献最大的则是张寿臣。中国相声自从有了张寿臣先生，格调升高了，地位提高了，用句时髦的话说，开始和文化接轨了。但说到历史，就不得不提起三位大师——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
马三立是平民艺术家，他的相声带有强烈的市民性，嘲弄神圣，启发明志。因为生活在天津市井俚俗的环境中，所以他的表演从不装腔作势，没有过于依附政治。主要作品充满了小人物的矫捷、幽默和遇到尴尬时的自我解脱、自我嘲弄。马三立知名的相声，比如传统相声《开粥场》，幻想自己很富有，要开粥场，周济穷人，通过理想幻觉的破灭，引起人们的哄笑。再比如嘲弄神圣的作品《吃元宵》讲孔子在周游列国遇到尴尬的时候也做出了常人不齿的事情，元宵一文一个，孔子改为一文十个。通过调侃孔子造成反差，博得会心的一笑。这都是经典作品，艺术家通过相声反映了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
相对于马三立，侯宝林的相声更讲求文化品位，唤醒人们认识社会，以人为本。是他把相声从市井艺术的格调中拔高，去伪取精，让相声登上大雅之堂，他的作品带有中华民族的机智和文化。比如侯宝林的代表作《关公战秦琼》，这个作品在非常特别的环境下违背常规的合理性，由大军阀操纵，让不是一个年代（汉、唐）的两个人打仗，荒唐对荒唐，于是演出了一场闹剧。“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让你打来你就打，你若不打他不管饭”。原来，在一定的时候，为了吃饭，原则是可以改变的，这才是经典的相声，既有娱乐作用，又有笑后引人思索的作用。
而单口相声大师刘宝瑞，与前两位大师又有不同，他被称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劲敌。他的作品以描述人情世态和社会不合理现象居多，除了劝解人们遵守传统道德，也有反讽的意味。比如《贾行家》，讲贾行家急于开药铺，找的合作伙伴是满不懂，由于不了解内部结构，没有科学态度而简单对待生意，结果把老婆孩子都作为商品卖了，最后贾行家一当家，倾家荡产。这个简单的段子告诉我们必须讲求科学发展观，如果像贾行家这样，只能使社会倒退，家庭破裂。
经典相声的价值就是多少年后总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影子，找到生活的真谛。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艺术家在自己演出、培养学生、继承传统中做了努力，比较典型的就是相声改进小组。这是相声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老艺术家开始意识到仅仅是民间艺人不能拯救相声。他们非常明智地拜师求教，侯宝林、高凤山等向老舍等请教，从那时起，相声作品更加注重提高品位。当时包括老舍都参与了相声创作，作品体现了对新生活新思想的歌颂，比如，常宝华早年的相声《水兵破迷信》。
不久后，常宝华、马季等新一代相声人脱颖而出，他们经历过新旧社会的演变，对相声形式从小耳濡目染。而在他们成为艺术家之前又受到新中国的政治教育和培养，于是他们发现旧社会讽刺黑暗落后、追求美好生活的相声，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需要转变传统技法，融进时代精神。
马季年轻时是新华书店非常优秀的青年先进生产者，业余喜爱相声，1958年左右，他参加全国汇演，被侯宝林发现后脱颖而出。因为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新生活的向往，他的作品多以歌颂登山英雄、劳动模范、解放军等为主。上世纪60年代，他的代表作《女队长》，反映当时的女强人破除旧社会封建迷信，产生了很大反差，后来又创作《画像》，说的是画家去山东为劳动模范画像，但总也画不完，因为劳动模范太忙了。他的另一篇《找舅舅》，则反映了新旧社会的变化。
马季热爱生活，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制造健康明朗的笑声。他的讽刺锋芒也很厉害，比如《多层饭店》，讽刺了改革开放中繁琐的社会管理弊端；《打电话》，反射当时许多人打电话不讲求社会公德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吹牛》反映了当时的浮躁和社会妄谈的弊端；《五官争功》反映出整体合作的必要性。类似这些题材，过去也有，别的艺术品种也有，但都没有能像马季那样能把社会生活巧妙融在这种形式里。
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思想解放了，相声也得到了解放，于是当时的相声新人和相声作品层出不穷。就在当年，姜昆的《如此照相》、《迎春花开》脱颖而出，由于其作品的宣传力度和舞台张力在同辈中遥遥领先，于是很快成为同时代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
当时还有许多经典作品，对四人帮进行了形象的批判，比如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马季的《舞台风雷》，相声艺术一跃成为当时的主流娱乐方式，到了1978年，听相声已经成为全民娱乐的方式。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相声开始批判社会不良现象，爱情观婚姻观，后来又有建设新农村、发财致富的主题思考，向新的社会时弊进行抨击。相声界出现了许多主题专场，如社会道德专场、精神文明专场、理想道德情操专场等，李金斗、侯耀文、师胜杰、高英培也在当时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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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的百年传承（2）
在电视还没进入千家万户之前，收音机便是相声的传播渠道，为了听相声，收音机一度成为脱销产品。进入80年代，艺术家开始创作新作品抨击社会不良现象。比如侯耀文的《财迷丈人》、李金斗的《武松打虎》，王谦祥、李增瑞的《驯马专家》，在当时，都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尤其是姜昆和李文华的《诗歌与爱情》、《霸王别姬》、牛群的《威胁》，都反映了80年代的创作主流。1982年，姜昆演出了牛群和崔喜跃创作的《祖爷爷的烦恼》，通过祖爷爷对人口泛滥的担忧，倡导计划生育问题；《威胁》倡导家长提高文化素养，当孩子的合格爸爸。这个时期，相声艺术家通过经典作品，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发扬了相声一贯的优良传统。
相声演出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小剧场、大剧场、体育场、广播、电视、网络。而电视对于相声而言，它既是相声的催生婆，又是催命鬼。催生婆是因为它让相声人在传媒的惯性之下必须去思考创作新作品；催命鬼，是说很多需要雕琢的作品没有足够的时间达到精益求精，这也让一些没有成功的艺术家一蹶不振。
80年代以后，电视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众的娱乐消费产品。也就在那段时期，中央电视台意识到了相声的作用。1986年，在中央电视台长胡民生的倡导下，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相声大赛，这对于相声力量的整合，团结队伍，推出新人新作，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前面所说的李金斗的《武松打虎》，王谦祥、李增瑞的《驯马专家》都在那次大赛中一炮而红。过了一年多，在大连举办的“星海杯业余相声大赛”中，冯巩脱颖而出，获得当年捧哏一等奖。第二年，中央台第二届相声大赛再次举办。
1988年，吉林省曲艺家协会进行了十大笑星评选，发动全国人民投票，马季首当其冲成为十大笑星之首，接下来有姜昆、唐杰忠、李文华、侯耀文、李金斗、常宝华等等。同时期，马志明的《纠纷》、《笑星传奇》也在全国走红。牛群和冯巩第一次搭档讲了《老鼠尾巴的故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