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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住在大伯家并没有见到大伯，见到他是后来的1980和1981年。我们那次只见到大伯妈和他们的六个子女，爷爷奶奶和我们的小叔叔。记得当时我们被拉到卫生间狠狠地刷洗了一番，出来全都穿上了堂姐们的漂亮衣服，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要妈妈把我们的那些打有补丁的旧衣裤扔掉，可是我们回到西安时发西现它们都被带了回来。
我们在广州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整天除了疯玩就是和姐姐吵架，记得当时因为姐姐名字里有“美”字，所以我就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高呼“美帝国主义必败！越南人民必胜！”等等。我姐姐气的直哭，后来大堂姐给她支招，说我的名字里带“小”字，便给我起了个“小日本”的外号，这下姐姐可神气了，她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像电影里英勇就义的共产党人那样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开始我傻眼了，很快就跟她拼嗓门，看谁坚持到最后。大伯的四个女儿很快就加入到我们的战争，老大、老四支持姐姐，老二老三则和我一国。后来因为姐姐十分倔强任性的个性，很快失去民心，大家都站着我的一边，护着她的就成了更有力的爸爸妈妈。
在广州家里的三个男孩没有参加我们的战争，两个堂哥和我的小叔叔，小叔叔的年龄要比大堂姐还要小，当时在广州读中学。记得大哥基本上终日关在自己的房间弹吉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吉他，当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升级到动武时，大哥便把我们拉开带我到他的房间，送给我一大把铅笔和糖果，并弹吉他哄我玩。很快我就缠着妈妈也要买吉他，妈妈拗不过我便买了一把四弦琴，我很生气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件玩具，后来倒是姐姐常常弹它，估计也只是为了学新歌时找音准罢了。
8。人生就是聚聚散散
在广州的日子既懒散又惬意，那里除了有宠爱我们的爷爷奶奶和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亲戚本家们，最让人难忘的还有冰激凌、雪糕和各种精美的点心；这是当时的西安根本没有的，记忆里西安那时候只有4分钱一根的白糖、豆沙冰棍。西安的点心在当时还有那么一个笑话——说，有个小偷进了点心店偷东西，值夜的大叔顺势抓起一块点心照他扔了过去，小偷应声倒地被点心砸的头破血流。呜呼！可见那点心有多硬。在广州大街上有时能看到像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那样的，烫着大波浪头发、穿着大花布拉吉的时髦洋太太，那可是当时闭塞的内陆城市西安根本看不到的西洋景。还有空气里也弥漫着一种暖融融的、甜甜的花香，多年后妈妈种了一盆米兰，那花的香气总会让我想起广州。
终于我们要回去了，奶奶舍不得我们又是泪眼婆娑，大家也极力地挽留我们，说二姑很快也要来广州，希望能见上一面，可是妈妈推说不能再耽误我们的功课，执意要带我们回去。现在还能记得奶奶送我们到火车站，无限眷恋地向渐行渐远的我们招手；也能记得我们安慰她说一定还会来广州看她。可是，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几年后她驾鹤西去。
当时爸爸没有跟我们回去，而是留下来和二姑见了面，二姑是爸爸最大的妹妹，后来大概是到了1987年，她和姑丈来西安看我们，那是我一生唯一见到她的一次，感觉她是一个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时髦女士，终日都在告诫姑丈不能在外面拈花惹草，姑丈总是无奈地做头疼状回答“知道、知道”。也就在那时二姑突然接到电话说爷爷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有点儿懵，二姑百感交集地告诉了我们一些让我觉得还不如不知道的事情，因为那让我对爷爷的敬爱之心大打折扣。据说奶奶在即将离世的那段日子是非常痛苦的，爷爷公然感情走私，和家里的一个印尼当地的女佣搅在了一起，那女人当时只有30出头，为了讨那女人的欢心，他不仅置为他生了10个儿女、病重的结发妻子于不顾，还把她的首饰全部送给了那个女人；居然也不顾自己有10个子女、30多个孙子、4、5个重孙，还和那个女人领养了一个儿子。
奶奶最后的日子应该是很凄凉的，10个儿女有几个能关心、顾及到她？又有几个能让她放心？大女儿英年早逝让她饱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她最疼爱的二子远在那时还很贫穷的中国，四子失踪，小女儿因怀孕时吃了太多的堕胎药，生下后发现有点傻，她走了谁又会去照看这个有点傻的小姑姑？奶奶是怀着满心的牵挂和不安撒手人寰的。而爷爷，这下终于可以安然地和那个女人、以及他们的养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生活了。很快那女人对财产提出要求，只是当时的生意是由五叔和小叔叔打理，她无法从中捞到什么，便要爷爷立遗嘱把房产过户给她。爷爷居然很天真地找来二姑做公证，二姑自然是不答应，因为两个小弟弟为争财产都惊动了警察，她怎么敢来蹚这滩浑水？爷爷却为此大发雷霆把二姑臭骂了一顿。
一日，爷爷走路不慎摔了一跤，腰部骨折。由于当时已是80多岁的老人，无法治疗，只能趴在床上静养，那女人看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便卷了现金和家中的金银细软带着那个所谓的养子逃之夭夭。爷爷在床上趴了大概一年多终于去世了。由于当时大伯也已经去世；爸爸远在中国；三叔和他那个曾是椰城羽毛球冠军的三婶离了婚后，就离开了雅加达不知去向；而四叔很早就失踪，后来听说做了土著人酋长的女婿也未在雅加达露面；所以财产就完全归了五叔和小叔叔。
说来爸爸这一家很是奇特，爷爷一生节俭、比较看重金钱，赚的足够多，花的也不少；也曾做为华侨代表成为周恩来总理国庆国宴上的嘉宾，有10个子女最终却仍是孤独地终老在他的寓所。他的子女们单说信仰就五花八门，我的爸爸和妈妈是真正的马列、共产主义者；大伯一家笃信基督，二姑他们却虔心礼佛，小叔叔为了做生意方便娶了印尼当地人做妻子，并信奉起###教来。90年代，他来到西安还专门到大清真寺去诵经做礼拜，相当地煞有介事。而他的容貌似乎也越长越###了。
9。我那刻苦隐忍的妈妈
离开广州回到西安，犹如从童话回到现实。堂姐送给我们的漂亮衣裙妈妈一件都没有带回来，记得当时我哭哭闹闹地不愿穿那些奶奶要妈妈扔掉的旧衣服，妈妈揍了我，甩出一句“真是没有骨头”。当时我不理解她的话，和她顶嘴说那些衣服是人家送给我的，还有奶奶送给我的戒指、大姐送我的很漂亮的钱包，凭什么也一并没收。可是顶嘴引来的是更狠的一顿臭揍，和一项我至今都很介意的判罪“贪图虚荣”。
现在想想妈妈当时的那些举动，不单是迂腐的知识分子不受嗟来之食的清高，应该还是因为我们姐妹的战争最终影响到了大人，爷爷奶奶因为四个堂姐跟着掺和很不高兴，毕竟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觉得大伯妈没有教育好孩子，大伯妈当然不会这么想；而一贯要强的妈妈却是感到无地自容，毕竟我们姐妹争吵的起点是因为争堂姐们送的那些衣服，想必我们的行为就整个一人穷志短。妈妈这样敏感，现在想想还因为她这不怎么美满的婚姻。
虽说爸爸妈妈同窗四年是自由恋爱结婚，可在我的眼里他们格格不入，我们的家也不像一个正真的家。记得很小的时候生活是相当艰辛的，每每看到妈妈一个人拉着架子车到煤场去买蜂窝煤，或者去拉学校发的冬储菜、水果，我和姐姐多么希望能快点长大，那样多少也能帮着妈妈干点什么，不让她这样劳累啊。尤其是下雪天拉煤，真的是件很辛苦的事，记得那时家属院通往煤场的路还不是现在这样的柏油马路，那是一条坑坑洼洼、破破烂烂的泥土路，每当妈妈顶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前面拉，姐姐和我都会相当努力地在后面推，回到院子还要把煤搬上三楼，这一切都得妈妈一个人做，我和姐姐帮不了多少忙，从煤场回来一般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了。
冬天还好，夏天院子常常没水，我们得到处找水；有时要翻过一段坍塌的矮墙，到隔壁国防公办的家属院去接水。这宝贵的水当时都成了幼小的我的一块心病，每每看到别人家父亲儿子包揽这些体力活，而我们家只有妈妈拎着两个水桶艰难地翻墙打水，姐姐和我都会拿上家里的水壶、脸盆，尽最大的能力也端一点水回来；打水最糟糕是我们每次排队永远都站在最后，因为前面的人不停插队甚至是循环插队，而他们任何一家都要比我们家——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幼女要强大得多。为这两桶水我们有时甚至要排一天的队。那时我真的好希望自己有个哥哥啊，这样妈妈就能轻松许多，至少过墙时有个接应的人啊。
当然生活里也有快乐的点点滴滴，记得每个周四，妈妈会和我们围着火炉一起吃点零食，比如花生、桔子还有糖什么的，讲一些我们都听过很多遍的笑话，那是我一周最期待的日子，这时候我会把一些花生壳、桔子核悄悄包在糖纸里，也会把花生壳里放上几颗桔子核，让它们看上去像是没被吃过，然后尽量定平了脸看谁上当，当看到妈妈和姐姐屡遭“暗算”，我便心花怒放地哈哈大笑。
夏天，三楼上热得实在睡不着觉，妈妈就带我们在院子里铺张席子乘凉。那时候妈妈会给我们讲一些故事，印象深的像草船借箭、诸葛亮借东风、空城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