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何大福在金箔厂实施全面改革的过程中，牢牢确立了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干革命就会有牺牲的坚定信念。他多次说过：“我的乌纱帽都是抓在手上干的，不是戴在头上干的！”“我必须抱着炸药包闯禁区。”“我这一生就是缺少坐牢的实践！”这些想法，都能看到牟其中影响的痕迹。
第四，牟其中使他的智慧更加深邃。从牟其中身上，何大福懂得了智慧和策略的重要作用。
在其后的改革实践中，何大福始终坚持学习研究领导艺术、领导方法，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介绍世界著名企业家的书籍，他都会马上买下来，认真研读，加以分析，掌握其精髓。他自己还边学习边总结，撰写过多篇提高领导方法、领导艺术的论著，其中两篇：《 领导方法纵论 》、《 一至十的领导艺术 》，成了金箔厂自己创办的金箔学院的培训教材。
牟其中虽然是何大福的偶像，但是他也有不赞成他的地方。特别是他的狂妄思维，已经脱离了科学，脱离了实际。他曾经口出狂言，提出要承包昆仑山。何大福得悉了，也预感牟其中这样胡想下去会出事。
90年代末期，牟其中果然败北。得知此消息，何大福无比哀伤。
那一阵子，他常彻夜难眠，并悄悄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想念牟其中”。
文章开宗明义，坦诚直言：“作者不是牟其中的‘死党’，无意专为他‘鸣冤叫屈’；作者也不是律师，更无力为他辩护。”
文章说：“曾几何时，南德集团是中国的骄傲，牟其中成了全国企业界著名的人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分子、领衔人物。历史都是承认改革者，现实都是惩罚改革者。”
最后，何大福恳切指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企业家应该学法懂法，并严格依法经营，但大部分企业家是逐步成长、成熟的，在未成熟之前，我们如何去提高他们？像牟其中这样的企业家，早期经营一个小企业，他成功了；后期规模大了，企业出现了膨胀，他原有的水平跟不上，致使企业出现严重滑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引导他们，培养他们，教育他们？改革开放早期，许多人还处于朦胧状态，牟其中先行了一步，所以他的公司成为佼佼者。随着改革的深入，思想解放了，竞争激烈了，牟其中跟不上了，所以他的公司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们？去更新他们？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一问：南德后期出现的重大问题，确有牟其中本人的问题，但从某个角度看，如果有一个及时教育学习提高的环境，牟其中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
何大福的文章没能发出去，宋青对他说，你留着自己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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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是个农民
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对何大福的影响也是太大了。
何大福认识禹作敏是从一份杂志上开始的。
那时候的大邱庄，和天津郊县那些大队一样，盐碱地，难长庄稼，祖祖辈辈受苦受穷。改革开放春雷炸响，震得地动山摇，更震醒了人们沉寂的灵魂。禹作敏，这位中国农村政权最基层的大队书记，一个人躲进盐碱地里三天三夜不回家，最后一跃跳了起来，忽悠了几位大队干部“歃血为盟”，立志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不移走改革大道。他说：“老一辈共产党领导穷人推翻了三座大山，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要领导穷人变富人！”
禹作敏是农民，当然知道盐碱地不长庄稼。可他更懂得“无工不富”的道理。于是他因地制宜，选择了工业。为了选项目，他们几乎考察了全中国，最后决定搞回收冶炼废旧钢材。他们冲破了重重阻力，“吃尽了千辛万苦，跑遍了千山万水，说尽了千言万语，想尽了千方百计”，经历了所有创业过程中的“吃苦、吃怨、吃冤”，终于苦尽甘来，使大邱庄成了全国农村的首富。
禹作敏的神来之笔，令何大福折服得五体投地。大邱庄回收废铜烂铁，目标竟然瞄准了军队。解放几十年来，和平环境，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要更新换代，要遵循科学规律进行必要的淘汰，“退役”的废铜烂铁往哪儿去？部队正愁着呢。禹作敏他们三文不值两文收购回来，经过拆解分类、烧焊分块，变成冶炼原材料，然后经过加工冶炼，变成好铜、好钢、好铁、好管，销往全国。
何大福80年代后期前往大邱庄参观学习，看到的场景，令他惊呆了。几千亩盐碱地上，矗立着几十家相当规模的各类金属冶炼加工厂，整齐的厂房，崭新的设备，现代化的道路设施，哪里是一个大队的所在地？当时的苏州工业园也不如它。那个时候，大邱庄工业产值已近100个亿，比一个中小城市还高！
禹作敏创造的奇迹令何大福惊叹，禹作敏的非凡思维和惊人言论更令何大福赞叹！
在知道禹作敏之前，何大福只知道中国语言大师是候宝林、马季等相声演员。认识禹作敏之后，才知道禹作敏也不愧为语言大师。相声大师的语言是娱乐群众的，禹作敏的语言则是思辨和智慧的结晶。听禹作敏讲话，读禹作敏的文章，是一种享受。
何大福读过禹作敏的口述文章《 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 》，他竟一连读了十多遍。他认为禹作敏对改革开放理解得透、领悟得深、也最得要领。
禹作敏的一系列顺口溜，如：“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才必有财，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有福”等等，这些有的放矢的精彩言论，都对何大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何大福在金箔厂实行改革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言行都渗透着禹作敏的影子。
1993年1月，何大福在他的干部大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最近，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字：‘谋’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歌唱了半个世纪，很少有人研究这个谋字。这个谋字，我认为要好好思考。为人民谋幸福，这谋字就是为党、为人民、为老百姓、为他人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坚定不移地追求最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我们当一个单位小头头，就是要为这个单位人们谋幸福，每个头头都为本单位群众谋幸福了，全国人民也就幸福了。”这段话，何大福说他是学习禹作敏而萌发出来的。
1992年9月，何大福在全市干部会上说：“有人说我何大福干得这么好，应该醒醒了，金箔厂应该升格了。我们对此无所谓。什么级不级？企业不论级。企业就是企业，以追逐经济效益为目的，不同于行政管理机关。要有，也应当是规模级、效益级、信誉级，而不是行政级。那种把企业分为不同行政级别的做法是不妥的，从这点上说，企业无论大小，企业办得好就有‘级’，要多大有多大；企业办不好，什么级也没有。试问：市长坐奥迪，厂长坐奔驰，你说他们哪个级大？试问：别人买我的产品，要不要问哪个级别的厂生产的？”何大福说这段话完全是由禹作敏的口气演变而来的。
1990年，在一些企业界人士坐谈会上，何大福发言道：“我在上级大会上发言，在给上级报告中，很少有客套话，有些领导不习惯，说我傲。我不服气。有些人讲话开头总要讲：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什么方针指引下，在各单位大力支持下，讲了一大串还不见正文，我嫌烦。一个企业如果亏损几十万呢？能不能写上：在XX领导下、指引下、支持下，今年我们企业亏损了几十万？其实都没必要。”何大福说这些话，都有禹作敏的风格。
在禹作敏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中国农民的代表！”
若干年后，禹作敏触犯国法，出事了！何大福发表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哀叹禹作敏”：禹作敏，农民也！中国的革命，成也农民，败也农民。盐碱地是你的根，你想离开根，绝对活不成；穷困落后是你的命。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忘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诫我们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农民。你干吗忘掉对自身的学习改造呢？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啊！不过告诉你禹作敏，中国改革的史册，无论正面讲反面听，都不会忘掉你的大名！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批锐意改革的先驱者，如步鑫生、牟其中、禹作敏等人，他们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立过汗马功劳，也曾激励过成千上万个改革家们，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卓越的贡献。然而，那些改革的先行者们行程艰险。对他们来说，幸福与苦难真是相隔一层纸。何大福不是那种长着一双势利眼的企业家，他对那些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有一种由衷的敬意，对那些中途落马的好汉们的情感是心灵的吐露和肝胆的披沥。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何况他们对时代已作出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大名。
拜访孔子老家（1）
何大福盯住山东，是从一句口号开始的。
“要想富，先修路。”80年代初，山东省负责人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发展交通是山东改革的重大举措和思路。他们认为，过去山东穷，穷就穷在交通闭塞，现在山东要发展，必须大力修造四通八达的道路。山东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加强了全省道路建设，卓有成效。看了这篇文章，何大福很受启发。他想：山东人提出修路，关键是他们找到了正确思路。因此，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关键还是“思路”问题，“思路”比“道路”更重要！于是，何大福在这个口号的基础上，编撰了另外一个口号：“富不富，在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要想富，调思路。”打那以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