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号码，白天从车的缰绳，晚上从车上挂的灯笼来识别车主身份）。
当然，道光帝也没忘了表达对神明的感激，他亲笔写下了“安澜利运”、“宣仁利涉”、“湉波济运”三幅字，让陶澍制成匾额，分别送给天后庙、风神庙、海神庙。
但是，此次海运南漕，叫做“试行”，仅海运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的一年漕粮。虽然成功，却放弃了。陶澍本拟趁热打铁，奏请将苏州、松江、太仓的漕粮永归海运，被户部阻挠，未获采纳。道光七年，运河疏浚完工，勉强可用，于是又复河运，仅采纳陶澍建议，革除了一些陋规。
道光帝不是不知道海运之利，但是他之所以不敢彻底放弃运河漕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在粮食紧缺的当时，这些用于发放北方官兵俸饷的一百多万石大米简直就是道光皇帝的命根子，容不得一点儿闪失。从海运成功后道光帝对神灵的感激来看，他真是捏了一把汗，万一海运时遇上了台风，漕粮付之汪洋，真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对于一个大陆民族来说，若让其信赖浩瀚无边、深不见底的海洋，还须经过漫长的过程。就连主张海运的官员也表示永远改为海运“尚宜筹尽善者”，“内河之贡道，天庾之正供，其不能全归于海运明矣”。而且，道光帝认为，运河漕运毕竟系祖宗成法，岂能说改就改。
其二，当时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漕运利益集团，这由直接管理漕运的官僚、征收漕粮的各省官员以及“旗丁”（承担漕运任务的军人）、水手组成，有几十万人之多。
而且，漕运带动了运河沿岸数以百计的城市集镇的繁荣，涉及数千万人口的生计，运河沿岸茶馆、酒楼、旅店林立，下层百姓摆摊、搬运也能赖以糊口，小偷、###也分一杯残羹，千百年间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由此来看，绝不能仅仅从漕粮运输本身来看漕运。考虑到国家的稳定，道光帝也不敢不妥协。
但这次海运的成功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再行海运奠定了基础。而再行海运，已是道光二十六年（公历1846年）的事情了，距此次试行，过了整整20年。此后，海运南漕成为常例。
真没想到，后来，这个百般阻挠海运的漕运官僚集团，被太平天国运动扫荡得干干净净，洪秀全为清政府的漕运改革扫清了障碍，而上海的兴起也为失业的漕运水手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所以，从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使用轮船海运南漕，更为安全、便捷。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成长，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国内市场的成熟，光绪二十七年（公历1901年）以后，漕运陆续停止，中国近两千年的漕运历史也就画上了句号。
这次海运南漕，另一个大成果就是陶澍初露头角，他成为道光一朝政坛上最闪亮的黑马，可以说是万众瞩目。陶澍满腹经纶，踌躇满志，决心一展宏图，为衰迈的晚清鞠躬尽瘁，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陶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道光朝，陶澍又做了哪些可圈可点的事情呢？
请看：惩治盐枭。
七、惩治盐枭（1）
盐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国家控制的重要专卖品。然而，清朝人口剧增，盐税却逐年下降，官盐滞销，私盐泛滥，以致成了道光年间严峻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两淮盐务毫无章法，管理混乱。当时官府将私盐贩子叫做“私枭”，对私枭进行严厉打击，但结果适得其反，私盐越禁越畅销。
道光十年，崛起于海运南漕中的政坛明星陶澍荣升两江总督，统辖苏、皖、赣三省，成为掌管清朝东南半壁江山之重臣。此时，正值两淮盐务疲敝之际。那么，两淮的盐务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清朝盐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而陶澍的盐法改革将拿谁开刀，他的改革的最大亮点在哪里呢？
【唯楚有材，青云之路】
陶澍是道光政坛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别看道光皇帝较为平庸，他还真用了几个人才，陶澍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如果陶澍生在楚汉之际，他有可能就是韩信一类的人物。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道光皇帝上台之初，求贤若渴，正巧四川总督蒋攸銛入京觐见，皇帝一提起此事，蒋攸銛脱口而出：川东兵备道陶澍，业绩四川第一，堪胜大任。见蒋攸銛说得如此坚决，道光皇帝立即提升陶澍为山西按察使，这是一个相当于今天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的位置。
不过，道光皇帝过了一段儿时间就有些后悔。为什么？因为他发现陶澍的奏折很多。本来，按照曹振镛的建议，专门挑剔奏折中的细节，处分了一些大臣，朝野众臣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上折子了。只有这个陶澍，依然照上不误，侃侃而谈，动辄洋洋洒洒数千言，而且品评人物，针砭时弊，毫无顾忌。道光帝耐心看完之后，不仅挑不出什么细节上的差错，反而深受感动，为什么？写得太好了。但是，道光皇帝仍然不放心，会叫的骡子未必能拉车，于是，传谕安徽巡抚，暗中详细考察已经转任安徽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的陶澍，然后据实密奏。
人们都说“同行是冤家”。一个是巡抚，一个是布政使，按理说，也难免有磕磕碰碰。陶澍又好出风头，所以，按说安徽巡抚不大可能说陶澍的好话。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安徽巡抚在密奏中对陶澍赞不绝口，说他精力过人，见识超群，无论多棘手的工作，到他手里，处理得如行云流水一般，既快又有条理，而且，胆大心细，敢想敢干，操守也不错。
道光皇帝看完密报，心中大喜，既然陶澍如此优秀，干脆你就别干了，让陶澍来干得了。于是，提升陶澍为安徽巡抚。当然，原来的安徽巡抚也没让他太委屈，根据《清史稿》记载，道光帝将他转调福建，依然当巡抚。至于他心里怎么想的，就懒得去管了。
道光四年（公历1824年）底，洪泽湖决口，漕运受阻。道光帝决心海运南漕，满朝大臣赞成者少，反对者多。地方督抚中敢于站出来支持海运的就陶澍一人，道光帝将他调到江苏任巡抚，然后由他一手操办，将大清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海运南漕搞得稳妥顺当。
最让道光皇帝激动不已的是陶澍居然还给他省了20万两白银，要知道，原本批给陶澍的海运经费就是打了折扣的，陶澍居然还没用完。
在道光主持朝政的这些年间，地方督抚成天向他哭穷耍赖，朝廷都快成菜市场了，每天互相指责，讨价还价，赌咒发誓，甚至顿足捶胸，弄得皇帝也快成无赖了，凡是大臣上报的经费预算，一律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先打他个五折再说。
七、惩治盐枭（2）
道光为有陶澍这样的官员颇感自豪，能发现这样的人才，能用好这样的人才，完全说明自己是个“有道明君”。所以，道光十年（公历1830年），陶澍的老领导兼“伯乐”蒋攸銛因病卸任两江总督时，道光帝立即提升陶澍为两江总督。这年，陶澍52岁，这位在20岁之前不知道“吃饱了撑的”是什么感觉的湖南汉子一手掌握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在清朝，若论政治地位，直隶（今河北）总督是龙头老大；若论经济地位，两江首屈一指。两江富裕，粮食产量居全国前列，其他收入也很可观。就拿盐税来说，仅扬州一地每年上缴中央财政600万两白银，占全国盐税的百分之六十。当然，这是老话儿了。虽说眼前盐务疲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由此来说，两江总督在全国的发言权差不多是一言九鼎了。
道光皇帝曾经告诫陶澍说：“朕看汝人爽直，任事勇敢，故畀以两江重任。”意思是说：你知道朕为什么把两江交给你吗？朕看你是个爽快人，敢干大事，所以才让你挑起这个重担。
道光接着说：“汝当益励才猷，实力整理。膺封疆重寄者，勿避嫌怨，勿惮勤劬……河工盐务，均系兼辖，尤当实力讲求，破除一切积习，渐复旧规”。可见，道光帝给陶澍以下###指示：
1、不要怕得罪人；
2、不要怕吃苦受累；
3、破除一切积习，讲求河工、盐务。
接到皇帝的指示，陶澍激动了。《清史稿》记载他“见义勇为，胸无城府”，就是说，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他就要管，不该他管的也要管；想说的话，憋不住就说，从不考虑后果。这种个###的人，在官场上十分少见，道光帝能把“骡子脾气”的陶澍提升为两江总督，这不仅仅反映了道光的胸怀与气魄，甚至可以视为他一辈子用人最成功的地方之一。
【盐法改革，迫在眉睫】
陶澍在东南地区任职十年，深知此地利大弊也大。他决定要干成一件最难办的事，向辖区内盘根错节近二百年的盐商集团开刀，搞盐法改革。
大家知道，食盐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国家垄断的专卖品。政府把盐课，也就是盐税加到盐价中去，通过特许经营的商人，把盐卖给消费者，获得稳定的收入。为此，各朝都制定了严密细致的盐法制度。
清朝的盐法继承了明朝的体制，实行官督商销的制度。清朝初年，国家将“窝”，也就是产盐地公开招标，盐商出资几千两白银，就可以从政府手中永远获得这块产盐地的生产销售权。还有一个名词，叫“盐引”，这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专卖许可证”或者是“完税证”之类的东西，商人到政府那儿购买盐引，实际上就等于交了盐税，取得了合法销售的资格，然后凭盐引到盐场提盐，再到指定的区域去贩卖。江苏是产盐大省，江苏盐业的生产和集散地主要在扬州，提起扬州盐商，至今依然名闻遐迩。
盐商有很多的种类，可以说是形形色色：地位最高的是“总商”，当时，国家无力控制社会经济，也是为了图省事儿，于是，找实力雄厚的商人，责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