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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进化妆间，那里已经挤了一屋子人，少说也有五十多人，据说这只是第一批。大多数女孩子是戏剧学院或广播学院的学生，不断听她们谈起演电视剧的经历，如何找到“镜头感”等等。有一位演播室的技术员从我们中间走过，听见他冲着对面的什么人喊了一句：“哟，美女如云嘛。”我认为他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看看人家，都比我漂亮，“来看看电视台就挺好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没有抱什么希望，但也不能给学校丢脸。轮到我走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走进灯光的中央，站到了摄像机前。奇怪，我一点也不紧张。
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盘录像带，我第一次试镜头的录像带。按行话，我当时完全没有镜头感。面试时，脸一直侧向提问的导演，以至于最后导演让我把另一侧面颊转向摄像机，大概是要看看我长得是否对称。后来导演告诉我，说我的屏幕形象特纯情，特自然——你瞧，我巴望着成为职业妇女，结果还是落入了纯情少女的框框。
记得导演当时让我复述一个希腊神话，讲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 塞冬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波塞冬为了显示武功，奋力把三叉戟投向山丘；雅典娜却只轻轻盈盈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就赢得了众神的青睐，把雅典城交给了她。
说到这儿，谈几句题外话。一九九五年夏天，我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在雅典城内，游览了雅典娜神庙，也到城郊，参观了临海悬崖上的波塞冬神庙。
对比两者，波塞冬神庙虽然不及雅典娜神庙富丽恢宏，却一点儿也不寒伧。
十几根残留的石柱展示着不二的尊严，它逼临爱琴海，傲视苍穹，占据了远近的制高点。我过去曾对夺标失败的波塞冬颇为同情，但此时我感到：雅典娜被供在卫城的香火里，倒远不如波塞冬，闲居郊野，呼吸着新鲜的海风来得自由自在。胜败荣辱，得失去留，又有谁能以一朝成败而定呢？如同塞翁失马的故事，我得到的这个意外的机会，对我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常常让我茫然呢。
不论是福是祸，总之第二天我又被叫去试镜：据说是全组导演都觉得我不错，想再看看我的表现是否稳定。有二就有三，此后竟连续试了五次。随着试镜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等待比失败更让人心焦。每次走进电视台的大门，我都抬头望一望这座淡绿色、谈不上漂亮的大楼，问自己：这里真有属于我的一块天地吗？
终于有一天，我沉不住气了，问一位导演：“这么吊着真不是滋味，什么时候定人选呀？”他迟疑了一会儿，好像有点为难。最后，大概是一段时期的相处让他感到应该让我知道实情，他终于告诉我：目前人选中我是最佳的，但是有人说我还不够漂亮，所以剧组决定在电视周报上登一次广告，从社会上公开再挑选一次。
“漂亮？又不是选美。”我心里其实挺不服。同时，也挺酸溜溜的。回家照了半天镜子，不断问妈妈：“人家是不是嫌我眼睛不够大？或者我不够苗条？”妈妈说：“澜澜，该是你的，就不会是别人的；是别人的，你抢来做什么？”在一旁的爸爸插上一句：“你爸爸一辈子想胖也胖不起来，你妈妈也只有八十多斤，你还用减肥？”我笑了。
我的父母，真是最好的。
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领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外宾接待室，里面坐了不少人，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电视台的主管节目的领导：有洪民生副台长，几个部门的主任，正大集团方面的制片人、导演等等。还有已经敲定的男主持人姜昆。
除我之外，另有一位的确非常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边。我明白，这是一场三堂会审，也是最后的选择。我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起来，几天来的焦躁、委屈，都化成了倔强：“你们早以为我不够漂亮，干嘛不早说呀？电视台是了不起，但也不能把别人的时间都不当一回事呀！即使今天你们不选我，我也要证明我的素质。”
这次考试的两个题目是：一，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二，介绍一下你自己。准备时间：五分钟。
我是这么开始的：“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近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给观众听。。。”介绍自己时，我说：“父母给我起‘澜’为名，就是祝愿一个女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我相信自己能做到这点。。。” 我的情绪很激动，一个人站在屋子正中，好像是说给评委们听的，也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儿文字参考。说完后，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按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住了。出门的时候，我感到浑身一阵轻松：“反正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事该由你们去操心了。”
当他们再次把我叫进那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由我与姜昆搭档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这个机会，就是我的。
走过《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你好吗？
纽约。从我住的四十层的高楼向外看，窗外的灯光伸展在墨蓝色的夜空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厦的轮廓，紧凑却不拥挤，深远而又开阔。不见了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只留下点点温暖的颜色，悬浮在视线里。
正如我的回忆，跃出时间的帷幕，然后就不肯离去。
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
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
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客人，穿着统一的T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
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
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
《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 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
启蒙老师姜昆
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