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突然到来的一场巨大灾难，把他们从体制与文化的禁锢下释放出来，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单纯的人，面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考验，他们必须秉承自己的本性做出抉择。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具有清醒使命感可敬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愧是人群中优秀的一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整个访谈经历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体验，从震惊到悲伤，再到深深的感动，最后，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悲怆与崇高感。在汹涌情感的冲击过后，我努力激发潜能投入工作，在悲伤过后找回自我的生命力，在失落之后奔向前面新的希望。
访谈带给我的身心负面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
2008年8月，“香港特种乐队”来灾区做“音乐疗伤”。一位香港按摩师把双手刚一搭上我的肩膀就吃惊地问：“你这里的压力怎么这么大？”原来，你的心可以被你骗，你的身体却是没法被骗的，心理的问题在身体上一定会反应出来，而且十分真实。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疑似”患者了。这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自己得到一些宣泄，可要么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与空间来释放自己，要么当遭遇某种情感冲击泪水将要奔涌时，我却用“坚强”把它强压了下去。直到几天前，本书稿已进入修改阶段时，我才有机会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主任夏林清教授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
夏老师是台湾心理咨询界的开创者，她以坚实的学术背景和柔软的博爱之心，给我做了一次心理疏导。说是疏导其实她很少说话，更多的是我在说。虽然谈话进行到一半便被工作打断，但面对夏老师不足十分钟，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这是“5·12”地震以来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流泪，事后感觉身心都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仿佛又以被访者的角色重温了我们几个月以前进行过的访谈，历历情境，再现眼前；种种感受，重回心头。
昨晚我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梦里我坐于分岔的路边，同行的几位伙伴正在犹豫往哪去，我却固执地说：“我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去北川……”
陈国兴访谈录（1）
2008年7月21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一大早我们就踏上了前往北川的路。
一过安昌镇大桥，就看见公路两旁挂着许多红底白字牌子，上面写着北川县各党政机关的名称。地震后的第十天，5月22日，北川县委县政府的临时办公点就设在了安县老县城安昌镇，而安县新县城已于几年前迁往距绵阳十几公里的花 （ɡāi）镇。北川各单位都租用安昌镇的民房临时办公。
北川县安监局的牌子挂在一棵大树旁，安监局和国土局合租一个院子办公。安监局的所有人合用一间二十来平米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有五六位同志。局长的办公桌靠窗。周遭环境嘈杂纷乱。
陈局长身材高大、面容和善，言语间始终带着微笑。他的左脚似乎不方便，他解释说，那是地震中受的伤。简短的问候之后，转入正题。但正如我们所担忧的，一听说访谈，陈局长就面露难色，委婉拒绝。幸好有同行的老刘，他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在北川有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跟陈局长以兄弟相称。短暂的眼神交流，陈局长默许了。
受访人：北川县安监局局长、原北川县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1日上午
访谈地点：安昌镇北川县安监局临时办公点
访谈人员：清华大学应急研究基地周玲；北师大社会发展研究所张誉译；绵阳市委党校张建、刘奇志
周玲：请您谈谈“5·12”那天的情况。
陈国兴：禹里是原来的北川老县城，是全县第二大乡镇。5月12号这天，我在乡上组织干部开会。村干部——村三职干部：书记、主任、妇女主任，还有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全体乡干部。正好这一天，我组织召开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动员会。会结束后，我们把大家请过来吃了点饭。饭吃规矩（结束）以后，我们刚好要上班，大概也就是2点24分——我是看了时间的，我从寝室里往出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突然之间开始摇晃了！我想抖两下就不会再抖了，因为地震我见过呀。1976年平武地震我也见过呀，我说你抖两下就不会再抖了，摇两下……我正走在一个巷道里，突然之间就大动了！我看到房子往下垮，我两边的房子、前面的房子往下垮，我正对门一堵墙，两米多高近三米的一个围墙倒过来了，我一让……围墙倒了以后，我一个箭步从围墙上面跳下去……当时我的踝关节两处骨折。
周玲：啊！当时骨折啦？
陈国兴：当时就骨折了，我跳下去以后，我这只脚就没法动了。我看到周围的房子往下倒，我当时跳在一块菜园地里。如果围墙不倒，围墙我是翻不过的，我那天就已经塌在里面了。等我出来以后看，整个那一片儿，房子全部都倒了。我蹲在那里看周围，我第一感观就是：我不得活了！瞬间的时候，我说我绝对死了！因为像那种情况下，自身是感到没有生存的可能。那个震得太、太厉害了！房屋全部往下倒，前面的墙垮，后面的房屋往下倒，我就趁间歇的那一下……我听见这边有人喊说：“人塌到了，有两个人！”是那个老贾在喊，他说他母亲塌在里面了。我往这边一跑，我想去拉他一把，他说：“陈书记呀，这里塌到人了呀！”我刚要喊他一声，我就看见墙倒下来了，我要不是一个箭步跳得快，那也把我压塌在里面去了。
……一股烟雾过后，我反应过来，拄了一根农村搅面的面棍，一把撑着，双腿就站起来。我一看，想：禹里这次是毁灭性的灾难！我马上感到，肯定人员伤亡太重了。当时哭的哭，叫的叫，整个禹里全城哭喊一片。我拄着棍子，马上就动员老百姓，尽快地疏散到空旷的地方。当时还有余震，两边的房子还在落砖瓦块，我让老百姓往河边疏散。好在那天开会，村长、书记都在，机会非常之好。我这儿26个行政村，145个社，还有一个社区居委会，干部都在。村镇干部马上组织人员往河边撤。突然，我说：学校有问题！学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共有七所中小学校，1696个学生。我们政府大楼后面就是一所中学，也就是北川二中，叫“北二中”。任家坪叫北川一中。当时我就跟李乡长分工，乡长就全力以赴去救学生，我来负责街上这一块。地震以后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四个6，就是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第二个电话我就打110；第三个电话打112。连拨三个电话都不得通，我就晓得这次灾难太大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陈国兴访谈录（2）
周玲：开会一共有多少个干部？
陈国兴：那天开会一共150多个，包括村上的，机关单位，包括我们乡干部。
周玲：乡干部是多少人呢？
陈国兴：我们乡干部是37个。
周玲：干部里面有伤亡吗？
陈国兴：干部没有。我们37个干部没有一个伤亡的，唯一伤了就只有我，踝关节现在还是肿的。（笑声）……乡长赶到中学去，在中学组织中学教师疏散学生。禹里中学、小学，整个教学楼，上面两层是塌完了的，包括教师的宿舍，也是塌了的。最好的就是我们1696个学生，只伤了28个，死了一个。由于抢救非常及时，学生伤亡不大。
周玲：你们当时是怎么对学生施救的呢？
陈国兴：首先组织教师，然后是街上的青壮年。因为治城（注：即禹里，这是当地人对北川原县城的称呼）街是比较大的，又正在开会，干部也比较多。整个街上的城镇居民也比较多。我们一走在前面，他们就自愿来了，都是非常自觉的。
周玲：你说，教学楼的上面两层都垮掉了？
陈国兴：全部垮掉了。
周玲：那里面有学生吗？
陈国兴：有学生嘛，掏出来了，还掏了几十个学生出来。
周玲：没有学生被压死吗？
陈国兴：没有压死。教学楼垮下来的时候，底下全部是空的，包括楼梯口。我们有一座教学楼是三楼一底，只有一个巷道，只有一个楼梯口。整个三层楼的学生全部走一个楼梯口下，但整个楼是垮完了的，学生没有一个遇难。当时除伤了28个外，还有一个是重伤，那一个是晚上……当时如果救援及时，如果路通，或者有飞机，能够及时抢救，他是不会死的。
周玲：当时禹里是不通路的，对不对？
陈国兴：不通路嘛，当时交通、通信全部是中断的。
张誉译：那个学生被压到哪儿了？
陈国兴：胸部、腿部，两只腿压烂了。他是晚上四点过才死的，就是12号的晚上（注：应该是13号凌晨四点）。当时我们医院也全部塌了，夷为平地。整个禹里，重伤126个，死亡42个。整个禹里是14500人， 4300户。禹里伤亡也不是很大……
两点半地震以后，三点钟，我看了一下，我说县上也不给我们打电话，当时我很急。我看禹里灾很重，但我不知道北川县里……电话打不通，交通也中断了。三点钟我们把老百姓疏散到河边后，我马上就组织召开了一个会，成立了几个小组。开了五分钟的会，我点了几个副职，我们几个领导就分了工了。我把一个管农业的副乡长派出来，到北川县城去给县委报信。我专门又派了一个双鱼村的村长，叫李家友（音），他身强力壮的，又会骑摩托。我说：村长骑摩托，把陈乡长搭上，第一时间到县上去汇报我们禹里的灾情。我说你口述我们禹里现在存在哪几种情况，需要急救的哪几种情况。结果派出去就一去不复返！我是头一天下午三点钟派他们出去的，他们第二天晚上才走到北川。因为当时路中断了，余震不断，他们翻山，只能看着高压铁塔走，在深山老